宜兴紫砂七大老艺人年谱(三)

    接上：1932年：其年春天，宜兴职校校长王世杰邀请丁蜀山陶业粗、溪、黑、黄、砂、紫砂六大类行业公会代表、窑业主代表、艺人代表、地方名士、校董召开一次座谈会，研讨参加百年一度的美国芝加哥博览会展品展示问题，朱可心被邀参加。会后，王世杰委托程寿珍任展品总监造和工艺总辅导。这期间，朱可心常向程寿珍讨教技艺，程寿珍也悉心传授，并介绍各方人士跟朱可心认识交往。朱可心为设计展品，开动脑筋，几经思考，准备以鼎为题材，设计创作新品参展。鼎为古代传国重器，要发扬中国国威，民族尊严，可心决定做只云龙鼎。龙的神威、形象使可心非常兴奋。设计稿一出来，朱可心便告知校长王世杰、校董储南强、潘稚亮、名师程寿珍、范大生等，一一征求意见。王世杰支持他，给他找了许多龙的图案范本。储南强赞同他，书送一幅对联作为勉励，对联曰[书传阳羡名陶録，人在幽峰稼穑图]，并提议可心要博采众长。潘稚亮对鼎的纹饰设计提出中肯意见。朱可心的云龙鼎一次性制作成功。鼎高2.5市尺，鼎下部饰以层层波浪，身部饰以巨龙在波涛中翻江倒海，龙首仰面，向天空喷吐万珠水花。鼎盖上三朵云头托起一轮红日。三只金刚鼎脚饰以浪波曲型。整体雕镂生动，巧妙运用紫泥天然色彩，色泽温润，表面肌理效果达到出神入化之境地。此鼎参加百年一度的美国芝加哥博览会展示，摘取桂冠，获[特级优奖]。云龙鼎一做成，朱可心乘着余兴，运用自己熟悉竹，喜竹饰的特长，又设计出一只竹节鼎。潘稚亮看了朱可心的设计稿，十分喜欢，要求可心在鼎面上留下空白让他镌刻。朱可心答应了，在制作竹节鼎的日日夜夜，潘稚亮也忙着设计鼎文。竹节鼎制成后第二天，号[木石居主人](本意原为闭门读书，钻研书法篆刻，不问世事)的潘稚亮，便凝神注目，钢刀好似金蛇舞，镂下一层泥屑，正面刻下[万年宝鼎]四个李斯小篆，背面刻下古钱纹饰。潘稚亮为可心写下一副对联，联曰[陆氏释文宝宗汉学，仲翔注易犹契义心]。竹节鼎烧制成功，鼎高1.6市尺，鼎身取一节竹段状，四周浮雕竹叶，三只鼎脚由两根细竹盘曲而成，鼎盖用镂空竹叶，三竹节分饰其中。鼎正面[万年宝鼎]四字苍劲雄浑，鼎背面古钱纹饰朴致端方。鼎整体清韵有致，典雅大方，使人赏鼎时[竹歆炉香]之心油然而生。此作在上海蓬莱市场(今豫园商城)展出时，为孙中山夫人宋诚意龄定购，现存上海宋庆龄故居。

　　1932年：顾景舟家道中落，无法入学继续深造，于是在家跟着祖母学习制壶。

　　1934年：年底，“吴德盛”老板向王寅春订制二件高档紫砂方器，一件为《四方鼓腹壶》，一件为《六方壶》。王寅春用心制作，所制壶器端庄周正，轮廓分明，得到“吴德盛”的高度评价。事后才知，这是“吴德盛”为上海大古董商龚怀希所订制的作品。

　　1935年：其年春天，经“吴德盛”介绍，王寅春被聘至上海，为上海古董商龚怀希仿制紫砂古董。王寅春初仿制之作，仍是为“吴德盛”订制的《四方鼓腹壶》、《六方壶》，均是陈鸣远的作品。王寅春反复揣摩这些作品的造型，把握形神关系，所制方器比原先更好。

　　1936年：龚怀希请德国高级技工，专门为王寅春制作了紫砂筋纹器的口盖样版等制壶工具。这几副样版大小不一，精密度高，用超薄型铅片(或称不锈钢)做成，一般技工是绝对不能制作出来的。王寅春有了配套的样版工具，仿制出古代名艺人的紫砂筋纹器作品，如《菱花》、《玉兰花》、《菊球》、《菊瓣》等壶，署款分别为时大彬、徐友泉、陈子畦等，亦有无款制品。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裴石民回到宜兴蜀山。其时，丁蜀窑场一片萧条，裴石民的好友储南强避居深山，潘稚亮避居和桥化城寺，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敌伪接触。裴石民原先亦想避居山间，但迫於生活，於1940年在蜀山大桥(桥堍旁)租房开店，取名“石民陶器店”，自做自卖。名谓“自做自卖”，其实裴石民只求几个度日糊口钱，只要有口饭吃，他的店门就整天关着。裴石民养成深居简出的习惯，尽量少与他人接触，特别是敌伪人员。他不忘紫砂陶艺，在家中养了许多小动物，有猫、鸟、狗、金鱼、松鼠等等，并捉来许多昆虫，如晴蜓、地蹩虫、蟋蟀、昨蜢、知了等等，每日写生悟性，把物性的可爱之情，移至紫砂艺术上来。

　　1937年：民国26年(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宜兴，紫砂厂房炸毁，龙窑相继破坏，交通阻绝，技工失业流散，生产中断，整个紫砂陶业几乎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期间很多谋取出路的年轻紫砂艺人纷纷效仿前辈走出宜兴赴上海寻求发展，当时适逢年轻的顾景舟被聘至上海郎玉书之郎氏艺苑，专事仿古制陶。

　　1930年~1940年：朱可心是唯一一个在三0年代抗日战争暴发后，至四0年代、五0年代初紫砂业相对低靡的情况下，坚持以壶为业，以壶为生的艺人。他没有转一天业，没有打一天其它杂工，而终于钻在制壶工艺中。期间他创制的新品《云龙壶》、《松鼠葡萄壶》、《松竹梅三友壶》、《圆松竹梅壶》、《提梁鱼化龙》 等，得到很高评价，并数度得奖，为南京博物院收藏。因此，他自己不断创新，也支持人家创新。

　　1942年：此后，沪上的一些古董商纷纷复业，赶来宜兴邀请裴石民至沪仿古。裴石民总要先问古董商，仿古紫砂卖於谁人?一些古董商不明其意，答谓日人订货。裴石民一听是日人要货，坚辞不去，并劝告古董商要以民族大义为重，不可随意出卖艺品珍品，不要给日人仿古。一次，有个老客商出重价要裴石民至沪替他制仿古壶，并骗他说绝对不卖给日人。裴石民跟其客商赶到上海，准备仿古。不料一日与客商家佣人闲聊，聊出还是日人订货，裴石民一脸怒色，二话不说，连夜告辞。此后，他在抗战期间没有去过一次上海，也没有作过一次仿古壶，凡壶上落款，均是石民自己的印款。

　　1942年：顾景舟被聘至上海标准陶瓷公司当模型技师，当时先后还有蒋蓉也被聘用至标准陶瓷公司。按照他们的说法是不想无至尽地去做仿古壶。不过，上海的岁月对于这些年轻的紫砂艺人来说并不顺意，由于标准陶瓷公司的老板贩卖日货，投靠汪伪，他们便在1943年至1944年之间先后结束了上海之行。对顾景舟而言，返乡的1944年是贫困漂泊的一年，他以制壶用印含“萍”字暗寓漂泊不定之意;而对于蒋蓉则是因贵人重返沪上之年，她因范敬堂而于期间重赴上海虞家花园里做起了花盆技师。而在宜兴，到了民国33年(1944年)，整个蜀山窑厂全年所产的紫砂壶不满千把。到了1945年抗战关键的一年，顾景舟在家乡以为人定制洋桶壶为生，而蒋蓉则以虞家败亡之际又不得不重返家乡，结束了自己短暂的沪上生涯。

　　1943年：此后，宜兴窑场渐有恢复，任淦庭受聘于蜀山“毛顺兴陶器厂”为技师，与蒋永西(艺名“岩如”)结为至友，并长期与蒋永西搭档合作。任淦庭 运用自己善于布局绘画的特点，结合蒋永西刀法纯熟的特点，由任淦庭画，蒋永西刻。两人合作的陶刻署 款为“店号”款或“漱石”款。任淦庭自己刻款署号为“石溪”。

　　1943年：在抗战艰难岁月中，裴石民深居简出，闭门钻研，创制出《松段壶》、《南瓜壶》、《荷叶壶》等作品。其《南瓜壶》以南瓜为壶身造型，枝蔓顺延为流，卷叶团裹，枝藤扭曲为把，瓜蒂为钮，壶身瓜瓤匀称分割，叶藤布局潇洒，神韵自然。壶身为素饰，流把钮、枝藤均采用墨绿泥点缀镶嵌，为紫砂花货类传统经典作品之一。裴石民手制《南瓜壶》仅数把，其中有一把留作已用，每日品茗抚摸，数月间光彩照人，令人羡慕。时蜀山伪和平军团长史耀民亦闻说此事，几次上门要讨《南瓜壶》，裴石民坚辞不答应。史耀民奈於裴石民声望，取不到《南瓜壶》亦拿裴石民没法想。另一名作《荷叶壶》均采用段泥素饰，以绽开的荷花为体，鲜藕为流，莲枝为把，莲蓬作盖，颗颗莲心均能转动，潺潺作响。《荷叶壶》亦只创制数把，时人赞誉为“神品”。

　　1944年：裴石民以陶土塑形仿真，制作出《田螺水盂》系列，《九条艺蚕桑叶盘》，《螃蟹荷叶盘》、《十件果品》系列等仿真像生类紫砂文房古玩作品，或自创自乐，或探索追求，或求新求变，以高标准，严要求，只求精妙，精而少，少而妙，技艺和心境均达到至高境界。此间，裴石民创作盆景陶艺也十分突出，有其自己持有的铜器敦厚稳重的特点，讲究形体和装饰的协调，泥色表达韵味的肌理美，朴素典雅，件件作品可以说是名品精品。在整个战乱期间，裴石民时断时续，坚持陶艺创作，坚持气节，且深居简出，不与敌伪接触，宁愿挣个糊口钱，也不愿去沪仿古挣大钱，品德清高，艺德可佳，并坚持始终，可说是难能可贵的。

　　1944年：顾景舟在家乡生活艰难，到了45年开始以为人定制洋桶壶为生计。

　　1948年：戴相明介绍顾景舟认识江寒汀、吴湖帆、唐云等着名书画篆刻家。顾景舟兴奋之余，精心制作石瓢壶五把，由戴相明邀请吴湖帆、江寒汀绘画题诗。壶艺书画双绝，在紫砂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铁画轩在抗战后又现中兴之势，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

　　1950年：五十年代后，王寅春逐步以制作紫砂筋纹器为主要特点，所创《半菊壶》、《梅花周盘壶》、《六方菱花壶》、《六瓣高瓜酒具》、《菊球壶》、《裙花提梁壶》等作品严谨工整，规矩挺括，一丝不苟，技艺风格独树一帜，是紫砂业界近代紫砂筋纹器的代表人物，工艺巨匠和一代宗师，为紫砂工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53年：丁蜀窑场的紫砂业还处在停顿之中，裴石民坚持从艺不停息。他比较成功地创制出一套《松段茶具》。这是在原有的《松段》壶基础上改制创新的。茶具由单件《松段壶》，四件《松段杯》，单件《松段盘》组成，均以苍松为题，树皮斑驳，树身经风露斧劈，傲然挺立。松枝苍翠浑 然相吻，壶、杯、盘浑成一体，刚劲古雅，较好地表达了松树的风格，体现了裴石民本身的工艺特点。作品在“华东民间美术工艺品观摩会”展出时受到好评，并被刊於《华东民间艺术》画册上。

　　1954年：10月，裴石民与朱可心、吴云根、施福生、范正根、邵六度、范祖德7人组建紫砂工场，隶属於汤渡生产合作社，承制中国美术家协会订购的高档茶具。裴石民创制出《菊蕾壶》、《合桃壶》、《供春壶》。其《供春壶》以储南强收藏《供春》为蓝本，精心改制，以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并以自己的创作特点巧妙融合，古朴雅致，具浓厚典重的紫砂味，并很快为市场所接受，使紫砂工场顺利组建和发展。期间，吴云根参加了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提升为紫砂成型技术辅导员，成为紫砂顶尖人物之一。同年，顾景舟参与组织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任合作社生产理事委员兼技术辅导员。

　　1955年：其年春，艺人归队，任淦庭参加“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并于1956年被任命为“艺人”，担任技术辅导员，悉心培养艺徒。此后，任淦庭进入第二次创作高峰期。其间，任淦庭潜心创作，题材多样，吉祥寓意，有着雅俗共赏的民间艺术的特点与风格。他这一时期所创作的陶刻装饰作品，给陶刻艺术增添了新的画面，新的内容，新的生活情趣。《婆媳上冬学》、《解放一江山岛》，记述时代事件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喜上眉梢》、《春燕画筒》将自己对生活热爱的真切感受融进陶刻装饰之中，感情细腻，刀法纯熟，线条顺畅，融情、物、画于一体，协调配合，得体大方。《渔舟听莺》、《腊梅喜鹊》以画面生动，丰富活泼，创意鲜明而为南京博物院收藏。同年，裴石民参加蜀山陶业生产合和社，专门从事紫砂器的生产设计工作，并由省人民政府任命为技艺辅导员，成为着名的“紫砂七艺人”之一 。这时，他创制成功名作《五蝠蟠桃壶》，该壶以桃体为壶身造型，桃枝顺势为流，弯曲成把，壶身分饰枝芽与桃叶，生气有力，卷典逼真。桃枝桃叶处又分饰五只小桃，另饰五只飞来蝠随着桃果盘旋。壶取吉祥意“五福寿桃”，又取吉兆“喜从天降”(或曰“福从天降”)。其壶细腻逼真，疤脑斑纹轻挑细刻，桃叶生动有韵，飞来蝠神态各异。此作为裴石民花货创制中的转折。此后，裴石民制壶由光货替代花货。

　　1955年：陶业生产合作社设立“紫砂工艺班”，招收第一批艺徒。顾景舟是七老艺人之一;同年，蒋蓉进入宜兴紫砂工艺厂后，担任“紫砂工艺班”辅导员，技艺精进，事业芙蓉更艳。1956年她获宜兴县的鼓励奖;以后又多次获江苏省宜兴陶瓷公司的奖励。

　　1950年~1960年：期间，任淦庭创作了大量的紫砂陶刻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以传统风格为主。其画以山水、花鸟、人物、博古图案为主，尤以梅、竹、兰、菊为胜。书有正、草、隶、篆、钟鼎、甲骨文等种书体，镌刻时以多变的刀法，各臻其妙地表达陶刻线条的趣味和美感，与所刻绘器皿相映成趣，相映成辉，独具风貌和韵力。署款为“任淦庭”、“缶硕”等。 任淦庭悉心培养艺徒，为紫砂陶刻后继有人尽心尽力，作出较大贡献。当今紫砂陶刻界徐秀棠、谭泉海、毛国强、沈汉生、咸仲英、鲍仲梅等均受其技艺传授，得其教诲。

　　1956年：其年夏天，紫砂花货色饰器高手女艺人蒋蓉创作了第一件新品《荷花壶》，在坯体刚刚完成成型制作工艺，即遭到非议。蒋蓉哭着找到时任陶业社副主任兼工场辅导的朱可心，气着要把坯体毁掉。朱可心极关心蒋蓉的创作，因为蒋蓉第一次提出设计时，可心即表示支持。朱可心到工场里一问，非议的人竟有花货素饰器高手，像真品享有盛誉，时称[鸣远第二]的裴石民，有花货素饰器高手，竹饰方面享有素雅风格的师兄吴云根，还有光货素器追求裸胎艺术效果的制壶名手顾景舟等人。紫砂界门派之别，素来有之，门户之见极深。紫砂花货素饰器之分支向来认为是花货塑器之正宗，从艺素饰器者也有重花货素饰器而轻花货色饰器的情况存在。从艺紫砂花货色饰器的蒋蓉要创新有难处。朱可心时任工场辅导兼陶业社副主任，他以这两个身份一一同裴石民、吴云根、顾景舟等人交换意见，并勉励蒋蓉要想得到别人的评价，东西一定要做得好，要拿出本事来。　　蒋蓉得到朱可心的坚决支持，朱可心亦亲自指点和提出修改意见。蒋蓉的第一件创新作品《荷花壶》于1956年夏秋之际创制成功，并在临冬的全国陶瓷工艺会议上被评为特种紫砂工艺品。《荷花壶》充分发挥蒋蓉在花货色饰器上的特长：造型以荷花作壶身，莲蓬作盖，花梗为把，巧妙运用紫砂泥配色，米黄底色，朱红花脉，墨绿莲房，青莹荷叶，碧翠青蛙。壶脚为红菱、白藕。色饰自然，清新艳丽。朱可心支持蒋蓉创新，在突破旧俗氛围中，在摒弃门派陋见中，都具有积极意义。这种事在后来[史无前例的四大运动]中，朱可心被作为批判对象，并被人漫画成男身女腰花裤脚，还以男女二个身体合在一起穿一条裤被人施以攻击，不能不说是件悲哀的事。朱可心的观点明确的：凡是从艺者，不要有什么门户之见，不要以为自己门派的东西就是最好，其它门派都不如自己，也不要只看到自己的门派，而对属于其它门派就漠不关心，这对于紫砂的发展是不利的。对支持蒋蓉创作《花花壶》绝不会后悔!这无疑是对攻击者最好的，最大度的宽容回答。

　　1957年：任淦庭出席“全国民间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同年底又出席“全国群英会”，在工艺美术界影响颇大，。时近晚年，任淦庭仍每日习字作画，对每个艺徒，按其各人特长分赠画稿，其孜孜不倦的精神为世人铭记。同年，裴石民创制出传统名壶《牛盖莲子》、《石铫》、《圆润》，其作品工整严谨，古朴大方，神韵有加，逐成了传统紫砂壶的珍品之作。

　　1957年：春夏之际，宜兴紫砂工艺厂接纳了一位在中央工艺美院学习的波兰留学生叶亚宁，蒋蓉与她朝夕相处两个月，既辅导了紫砂壶的制作工艺，又交流了中波的传统访华艺术。临别时，蒋蓉与这位波兰留学生还在蜀山老厂房墙前合影留念。

　　1958年：宜兴紫砂工艺厂成立以后，宜兴紫砂迎来了新一轮繁荣，一大批新的学子步入紫砂殿堂，拜师学艺，开风气之先。吴云根、任淦庭、裴石民、王寅春、朱可心、顾景舟、蒋蓉六位辅导员在一起，各带徒20人，门墙桃李，极一时之盛。

　　1959年：朱可心在仿制项圣思大桃杯过程中，费时四个多月反复揣摹，反复领会，反复观察，胸有成竹时才开始动手。光制作专用工具就达五十多件。制桃杯把的桃杆疤痕，小工具就达十件之多。而贴塑清理大小老嫩十四张桃叶时，或卷或翻，或动或静，清叶脉，整纹路，工具就更多，达二十多件。其时，朱可心把徒弟汪寅仙带在身边，边贴边塑，边理边教，使汪寅仙得益非浅。在仿制陈鸣远的包袱壶时，朱可心把李碧芳、高丽君、范洪泉、潘春芳、许成权等几个徒弟叫到身边，边作示范，边解说包袱壶寓圆寓方的道理，怎样制作才能使形体饱满而不臃肿，怎样才能达到布纹褶裥，既不失真又不落套的效果，使徒弟既学艺又懂其间奥妙。可心所制“桃杯”“包袱壶”，精巧雅润，韵致怡人，让徒弟受到启迪教育，制品为南京博物院收藏。

　　1960年：裴石民负责宜兴紫砂工艺厂出口高档紫砂花盆的研究和设计工作。他全身心地放在花盆的设计上、花样翻新，严密构思，为宜兴紫砂工艺厂调整和渡过“大跃进”之后的难关，作出了默默贡献。六十年代中期，裴石民以制作仿真象生类制品为主，《蟹》、《花生》、《瓜果》等有较多作品问世。 在六十年代后期“文革”浩劫中，年过花甲的裴石民对“破四旧”，“大砸传统文物”痛心不已，用实际创作回击人为的愚昧行动。他壮心不已，在原有制作过的仿古传统壶上进行创新，以《串顶三足鼎壶》、《串顶秦钟壶》、《串盖腰线壶》的创作，以严肃的主题立意，以凝重的传统文化，以心中难平的气愤之情，强制克服激动情绪，把思想情感融进紫砂陶艺，鞭达人为的历史倒退逆流，创制成功古文化传统应用于现代紫砂的不朽系列作品。现简要赏析其《串盖腰线壶》的艺术特点与风格。《串盖腰线壶》以肃穆的古代铜钟为主体造型，壶盖、壶身浑成一体，流、把、钮以十分简洁、古朴自然、融合早期紫砂陶的特点，在历史的空间选择最佳的表达方式，把清秀不俗和凝重深厚腰线形式串联在一起，并在钮上分饰以一个新石器时代特征的装饰线圈，使二者达到统一，也使古韵与现代节奏合拍。严谨的制作，巧妙的安排，又在其追求形态神韵的同时充分体现出紫砂名壶的日用功能，择善执着，求新求变可见一斑。 裴石民一生清高，从不谄媚，傲骨处处显精神。他至二十代成名之日起，以“陈鸣远第二”盛名远扬，力求新、变、异，力求精、妙、神，每种款式至多只制五、六件，少则一至二件，以高雅大方、清秀不俗，形态各异、款式新颖的风格而在紫砂艺苑别树一帜。他对其泥色选 配之独到，既能作典雅古朴之光货，又能作千姿百态之花货，既可作古趣盎然之仿古品，又能作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的瓜果动物，其求新求变求精求妙之精神颇能启迪后人，发扬光大。

　　1966年：文革开始，顾景舟等紫砂艺人被批斗(被造反派当成“反动权威”)。

　　1968年：着名陶刻名家任淦庭逝于宜兴蜀山，享年79岁。同年，裴石民中风瘫痪，病愈后虽能走动，却大为不便。但仍经常步行至厂，关心指点后一代艺人。

　　1969年：从艺60余年的吴云根不幸因故去世，享年78岁。据后来人说，“文革中，吴云根受到巨大的冲击。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他曾经对徒弟说有人检举他私藏枪支，而他根本没有这回事，又说不清。由于精神压力过大，一天趁家中无人，便上吊自尽不幸身亡。吴云根的去世是那个荒诞时代的悲剧之一。

　　1970年：七十年代初，朱可心创作进入高峰期，技艺更精进纯熟，精心设计，严谨制作，一丝不苟。这期间所创精品为《报春》、《常青》、《翠竹》、《春色》、《松鼠葡萄杯》、《矮梅椿》、《可心梨式》、《劲松》、《彩蝶》等等，无不在紫砂界掀起一阵阵可心新作热潮，制品长销不衰。而可心自己却每式限量精制，余全部让紫砂界后辈、新苗承担。有行家指出：朱可心要是保守一点，把技艺不尽传于人，把款式变成一人专利，那可心壶的身价还要高，即俗说话的看到少的即是精的，身价自然也是高的。可心对这种观点很坦然：壶总是要让人喜欢才行，有人喜欢，学的人多，做的人多，喜欢的人也多，既培育后辈，学到技艺，又推动紫砂发展，两全其美，是大好事。

　　1976年：裴石民逝世，享年84岁

　　1977年：王寅春去世。

　　1981年：9月，宜兴紫砂工艺厂顾景舟、高海庚、徐秀棠和南京博物院宋佰胤，应香港市政局艺术馆邀请。赴香港参加?第六届亚洲艺术节”，举办“宜兴紫砂陶艺展”，举行“中国紫砂陶的 历史发展与生产过程”专题讲座。并作工艺示范表演，引起港、台茶界人士、对宜兴紫砂茗壶的狂热兴趣。展览特刊在台湾销售好几版。

　　1980年：朱可心过惯清贫日子，生活俭朴，至晚年时节，所有家什用具都是用了又用，老掉了牙。他的卧室里，除了一只书橱，一只木箱(也用作书箱)和一张用竹床搁成的床铺外，就是一张工作台，台上放满制坯工具和一块精选出来的紫砂泥料。可心晚年积劳成疾，但还是坚持创作，至1985年10月上海电视台在可心家中拍摄电视，可心还是坚持做完一件《仿鼓壶》，其后又制作完成《汉扁壶》。随着国门的打开，八十年代开始，紫砂首先在港台地区热起来。朱可心作为当代制壶巨匠，花货素饰器一代宗师，自然也成了紫砂热浪中注目的追逐对象。有人要买可心的壶，一天要跑可心家好几趟，有人干脆毫不掩饰，寻借口要用可心的印章，卖一把壶分五成利。更有甚者，有些人一至可心家里，拿钱朝台上一掼，然后再求可心盖个章款。面对钱和利，面对有些人的无耻要求，可心一概严正拒绝。可心的态度很坚决，壶已全部捐献给博物馆，印章虽还留着，但不是自己亲手制的壶，绝不盖上自己的章。很多人碰了钉子说“可心脑子不开窍”，也有很多人碰了钉子不死心，继续纠缠，还是弄不到一把可心的壶。1986年2月，朱可心再次病倒了。病床上，朱可心一次次告诫家属，不要见钱眼开，不要亵渎艺术，不然就枉为朱可心的子孙后代。1986年3月初，朱可心感到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心里为制壶用的印章而担心，一次次催促家人，要当面将印章全部销毁。直到家属答应照嘱办事，可心才了却一件心事。在有些人眼里，这虽然是件不起眼的小事，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在金钱面前，有人丢失了颜面，有人失落了人格，也有人为金钱而折腰。在紫砂壶界假冒伪壶日超泛滥的时日，朱可心毁弃印章，正是表现了朱可心高风亮节的艺人气魄，一层不沾的可贵品质。终身追求艺术的人，心里只有[艺术]两字，绝不会有其他的位置。

　　1986年：朱可心去世。

　　1988年：4月，首都召开“第三届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专业技术人员代表大会”授予紫砂名师顾景舟“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1991年~1992年：顾景舟主编的《宜兴紫砂珍赏》在香港出版，这是一本由宜兴紫砂名师亲自编撰的大型紫砂图册。主编顾景舟，副主编徐秀棠、李昌鸿，三联书店出版。

　　1993年：紫砂工艺大师顾景舟等11人，应台湾方面邀请，赴台湾举办“宜兴陶瓷艺术作品展示会”。并作技术示范和学术交流。顾大师在台作了“紫砂陶史概论”讲演。会场听众爆满。要求签名者踊跃。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评选出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蒋蓉受评。

　　1996年：顾景舟去世。

　　1997年：十月，七十九岁高龄的蒋蓉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艺人代表大会》，她与全国各地共108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同时受到国务院、中国轻工总会的隆重表彰。同年，蒋蓉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参加《陈鸣远作品研讨会》。1998年她又应邀分别到杭州、上海参加《陈鸣远作品展》的开幕式，和各地博物馆学者、陶艺专家共同研讨紫砂艺术，并发表题为《陈鸣远陶艺·永放光彩》的学术论文。

　　2008年：还是初春，2月19日零时30分，以创作紫砂花器闻名于世的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最后一位紫砂艺界“七大老艺人”蒋蓉因急性脑梗塞在家中去世，享年89岁。至此，紫砂七大老艺人都已经作古，蒋蓉的去世也宣告了紫砂一个时代的结束。

　　2010年1月29日，“宜兴紫砂七大老艺人艺术馆”开馆。

　　宜兴紫砂，始于北宋，盛于明清，世界上只有一把紫砂壶，她的名字叫宜兴。翻开数千年紫砂史，是一部历代紫砂艺人的创业史，特别是已故七大老艺人的艰苦创业、不懈努力、辛勤耕耘和对紫砂艺术的执着追求，成就了今天紫砂艺术的辉煌，他们是任淦庭、吴云根、裴石民、王寅春、朱可心、顾景舟、蒋蓉。为了缅怀老一代艺术家，进一步弘扬紫砂文化，推动紫砂事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宜兴紫砂厂数十位大师提议发动了义捐，建立并布置了七大老艺人的艺术馆。艺术馆为每一位老艺人作了紫砂塑像，展示了大量历史资料，回顾了紫砂七大老艺人在近代紫砂创业史中的耕耘历程，陈列了七大老艺人在各个阶段的紫砂代表作品，这些无不充分体现了老一辈紫砂艺术家不朽的艺术功绩。艺术馆的建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里程碑伟大业，是对七大已故老艺人对紫砂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最好纪念及追思，将对进一步弘扬紫砂文化，推动紫砂事业更好更快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