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紫砂壶时代风格的流变（下）

 　　五、道光以来紫砂壶装饰的新尝试

　　铭刻是紫砂装饰的开始，万历后日渐风行。史载，时大彬刻字秀丽，沈子澈落款浑朴，陈子畦最具飘逸，当时都负盛名;但早期铭刻仅止于名款。清初则兴起泥绘、堆雕之法，更为立体。此种装饰手法简洁明快、色彩节奏、形象生动，尤为紫砂花货所倚重。前文说到受康、雍、乾瓷器兴盛的影响，紫砂审美也追求富丽堂皇之风，在壶身施以珐琅、粉彩，通体施釉。此种装饰手法尽失紫砂之特性，也与紫砂及茶道淡雅平和的追求相去甚远，所以嘉、道间已趋于衰微。此时，书、画、印的文人化装饰兴起，尤以嘉道间陈鸿寿为巨擘。其铭刻集文学、书法、金石于一炉，臻于化境，使人对之生闲远之思。曼生之后，瞿应绍、朱坚辈更以绘画刻于壶上，加之款识，至此诗书画印俱备。这两种紫砂装饰风习之后，道光以降，紫砂装饰又有新的发展。

陈国伟 降坡泥《扁钟》

　　包锡。锡壶在历史上曾经风光一时。就是在紫砂壶兴起后，它也是煮水的利器。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论及“以声论茶”之时，他说：“竹论幽讨，松火怒飞，蟹眼徐窥，鲸波乍起，耳根圆通，为不远矣。然炉头风雨声，铜瓶易作，不免汤腥，砂铫亦嫌土气。惟纯锡为五金之母，以制茶铫，能益水德，沸亦声清。”铜瓶有腥味，砂铫有土气，煮水最好还是锡壶。然而泡茶毕竟还是紫砂为好，晚明名士高濂在其名篇《遵生八笺》中就说：“茶铫、茶瓶紫砂为上、铜锡次之。”所以紫砂兴起之后，锡壶则渐渐退隐而不为人重视。然而道光中，另一种“锡壶”出现了。清代蒋生的《墨林今话续编》说：“朱石梅坚，山阴人，工鉴赏，多巧思。砂胎锡壶，是其创制。”所谓砂胎锡壶，即包锡壶，也就是先以紫砂作壶胎，然后请锡匠以纯锡包覆壶身。蒋生以为朱石梅创制了包锡壶，但也有藏家以为紫砂包锡在康熙时代即以出现，著名的锡器名家沈存周即有传器。但即便此说确立，因康熙朝所见包锡壶极少，也可以说包锡壶是兴起于道光之后的。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想起用锡来包壶呢?基本的意见有两种，其一说是源于茗壶破损断裂之后的弥补挽救。紫砂壶是易碎品，尤其盖口、流、把等处容易断裂破损，而锡较软，易于镶接包裹。其后逐渐演变成一种装饰手段，形成包锡紫砂壶。另一说法是朱石梅受文人壶书画装饰影响而成。书画装饰需在半干壶坯上写画，然后刻出烧制，多有不便。而锡则因其较软，可以随意进行刻画，便于文人雅士之间的唱和交际，故此包锡壶兴起。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包锡壶掩盖了紫砂质朴、雅致的砂感之美，且影响紫砂壶泡茶的效果，笨重暗淡，所以此种装饰尝试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镶玉、木。镶玉和镶木手法是伴随道光、咸丰之际的包锡壶而出现的。通常在以纯锡包壶身之时，会接上玉质或木质的壶嘴、钮和把等配件。一来有玉、木的搭配显得观赏性更强，使整壶具有丰富的质感;二来，流、把、钮变化较大，弯曲度高，若用锡来包制的话，工艺难度很大，难以完成。当然朱石梅所制此类包锡镶玉还是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的，有的壶盖用整块白玉雕琢而成，清朗晶莹，落落大方，包锡以保暖，镶玉、木则避免钮、把灼人，更兼锡面刻绘书画，增添雅趣，可堪把玩。

　　镶铜、锡。此种手法产生与晚清，是当时山东威海人所为，他们将宜兴紫砂壶烧好运往威海进行镶制。和将整个身桶包裹起来的包锡装饰不同的是，镶铜、锡是用镂孔好的图案点缀镶嵌在壶上，紫砂身桶大部分露出，与所包铜、锡在质感上形成对比。和包锡的另一不同是，包锡常把钮盖、壶嘴、壶把换成玉质或木质，而镶铜、锡则连盖、嘴、把或提梁一并包裹。此种装饰手法凸显了紫砂与金属的对比，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是有益的紫砂装饰探索。

　　磨光。紫砂材质之美主要体现在其表面颗粒的砂感，然而在晚清却出现了一种磨光紫砂壶。磨光即将烧好的成品紫砂壶，进行打磨、抛光，以至表面平整光滑，并在嘴、把、钮、盖、足等部位镶以金边或铜边，配以铜提梁，款多为“贡局”，有些作品甚至采用泰国文字款、图案款，整壶显得珠光宝气、富丽堂皇，具有异域情调。这是伴随着近代紫砂外销东南亚而产生的新装饰工艺，其中销往泰国的此类产品为多，为晚清著名实业家、陶艺家赵松亭创制，时称“车光茶壶”，畅销一时。

　　清代中、晚期的紫砂装饰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既有彩釉装饰的复古风气，又有清雅绝伦的文人书画，还有包锡镶铜等新兴手法。不管这些装饰手法的尝试是否成功，都使得清代中、后期的紫砂壶艺呈现出绚丽多彩的丰富景象，自有其积极的意义。

陈国伟 原矿段泥《镜瓦》

　　六、晚清紫砂壶商品化生产之路的启程

　　晚清时期，资产阶级蓬勃兴起，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影响到了紫砂行业，紫砂壶开始了它的高度商品化之路。这一时期，自营的小作坊和各地的紫砂商号如雨后春笋般迅捷地发展起来。因此，当时主宰宜兴紫砂壶生产的已非当年的文人雅士或达官贵人，而是在各地，主要是上海的一群工商实业家。他们所定制的壶上开始印有店号商标，紫砂产品上既有“注册商标”，又有制作者的名字。他们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纷纷开设陶器商号销售紫砂壶。因为当时流行复古风尚，装饰上常参照秦汉瓦当、汉泉及西周鼎彝铭文的拓本，在紫砂壶上进行刻绘，自然形、几何形、筋纹器和水平壶四类茶壶大量产销。据史料记载，道光三十年(1850)，宜兴鼎山白宕窑户鲍氏，在上海开设“鲍生泰”陶器店，这是宜兴第一家在沪开设专售本乡陶瓷器的商号。咸丰十年(1860)，宜兴鼎山白宕窑户葛翼云，在上海开设“葛德和”陶器店，主要销售宜兴陶瓷产品。光绪二十八年(1902)，宜兴鼎山宕窑户鲍氏、陈氏合资，在新加坡开设“鼎生福”陶瓷店。公元 1912 年(民国元年) 宜兴葛逸云与日本商人和田合资在大阪开设陶器店。这些商号的基本营销模式是在宜兴开设作坊，在上海、天津、杭州、无锡等地开设商行或公司，他们的紫砂壶则由名工按样制作，从宜兴订坯烧成，然后刻署商行或公司的商标。他们将紫砂壶送去参展、参赛，也多有获奖，从而更是刺激了该行业的工艺发展。比如，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在南京举办的“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上，宜兴阳羡陶业公司的紫砂陶器获金奖，宜兴物产会程寿珍等人的10件产品获金牌奖。这些紫砂实业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赵松亭(1853--1934)。他早年随师父苦学壶艺，又曾受聘于大收藏家、文人吴大澂处制壶。清末至民国初年开始参与经营，以出口外销壶为主。前文所述“贡局”款磨光壶即为他首创。他的壶独步上海各国租界并销往英法等国，成为晚清至民国紫砂实业家中较为成功的一位。

　　由此可见，晚清民初的这种新状况是紫砂壶自明代中期兴盛以来近四百年所未曾有，可以说是紫砂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重要转变。这种转变直接影响了紫砂壶的制作工艺、审美倾向和经营模式，甚至对紫砂艺人的发展之路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由于这一时期进行紫砂壶的批量商品生产，因此导致大部分紫砂作品的艺术性不高，只有为数不多的紫砂艺人拥有佳作，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程寿珍。程寿珍(1865—1939)，自号“冰心道人”，是紫砂名手邵友廷的养子，他一生勤劳、认真、多产，所制茗壶多次获奖，所制掇球、汉扁、仿古等壶，成为经典。

　　虽然这一时期大部分紫砂商号在紫砂壶艺术性的表现并不佳，但却繁荣了清末民初的紫砂经济，为民国前、中期紫砂业的兴盛，为铁画轩陶器公司、吴德盛陶器行、利用(利永)陶业公司、陈鼎和陶器厂等民国著名紫砂商号的繁荣，为培养、锻炼民国时期包括顾景舟大师在内的紫砂名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