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壶辨识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收藏市场上有人开始炒作名为“文革壶”的紫砂壶一为没有烧到温度的普通紫泥;二是做工极其粗糙，甚至口颈处还有用刀痕迹;三是用正楷木章盖上“道洪”、“桂珍”等名字印记;四是装饰领袖头像或陶刻革命诗词等。

　　1“文革壶”的时间概念不清。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文革”有十年之长，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生产的紫砂壶，是否都算“文革壶”?再说，从没有停工停产的宜兴紫砂工艺厂，每年生产数十万件至上百万件的产品，据蒋赞初等人的《宜兴紫砂的历史及现状》一书记载，仅1975年一年内就出口了55万件，再据《丁蜀镇志》记载，1976年出口62.8万件、1977年出口60万件，因此“文革”十年的产量就大大超过千万，它们是否都具备超过本身价值的特殊的价值?紫砂壶的生产没有年限的印记，不像书画作品有时间款识，又何以具体认定年限?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把“文革壶”分为前期“文革壶”和中后期“文革壶”，时间延长到上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初生产的产品也叫“文革壶”，让人匪夷所思!

　　2就质量而言，作为当时宜兴唯一的紫砂生产企业，“文革”开始后，紫砂工艺厂的整体生产并未受到影响，半成品质量检验制度没有被冲掉，成型工人制作的所有半成品坯件，仍要送到半成品库一件一件验收，茶壶成型的质量基本没有下降，何来粗制滥造之作?倒是“文革”开始后，强调为工农兵服务，除设计制作参展作品外，全厂上下不管手艺高低，无一例外地都投入到面向大众的产品生产中去，其产品中有些出自现今高级工：艺师甚至是工艺美术大师之手，如已故大师朱可心，就曾在那段时间里做过近百把“矮竹鼓”商品壶。顾景舟、高海庚、徐汉棠等名艺人还经常为产品打样，提供制作模型的母模，以及审定生产造型的母模。应该说，“文革”期间，紫砂工艺厂倒是出现了特别的产品现象，即生产产品的品种档次低、价格便宜，但造型特别，生产总体水平没有下降。一些普通的商品壶还为名艺人所作，如周桂珍、张红华生产过集玉壶、扁竹提梁壶，顾绍培、潘持平、周尊严、施小马生产过出口日本的花盆。

　　3“文革”初期紫砂茶壶和盖杯的陶刻装饰有所变化，所用铭文，改变过去常用的唐诗宋词等古典名句，一度袭用毛主席诗词、语录或歌曲中的句子，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因为涉及政治口号，茶壶和盖杯上的陶刻都刻得不马虎。前些年，有些中间商人为地炒作“文革壶”，据说其泥色特点是没有烧到温度的普通紫泥(这一时期使用的泥确是几年中较差的)，做工极其粗糙。我们就曾见到这种被称作“文革壶”的茶壶，其口颈处还存的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工厂生产的茶壶有用刀疤迹，盖内钤“道洪”木质楷书印章。这明显是后人的作伪。据我们所知，何道洪从学徒开始，就未出过粗制滥造的茶壶。

　　4就紫砂壶的品种而言，“文革”期间的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工厂生产的茶壶品种大体有竹段、竹鼓、竹鼎、高梅花、矮梅花、上合梅、莲子、菊珠、鱼化龙、寿星、洋桶、龙蛋、盘底等。茶壶底印则统一为“中国宜兴”四字，茶壶盖内多有木质楷书印章，有名而无姓，如“金风”、“赛华”、“顺英”、“玉芳”等。

　　上世纪60年代，宜兴紫砂工艺厂开拓海外业务，生产的特种工艺壶，底部均有“中国宜兴”四字方印，而无作者名款。这是出口茶壶的标识。出口茶壶中有少量名艺人或日后评有职称的艺人的大作，这些产品除底部钤有“中国宜兴”印外，在壶底内或鑿下尚有作者款识，多为印款，如许成权制“金字塔壶”，壶底有“中国宜兴”印记外，尚有“许成权制”方印一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革”期间。

　　“文革”期间，因“破四旧立四新”的要求，一些茶壶名称有所变更，如鱼化龙壶改叫鱼龙壶，农村用的寿星壶改叫圆形壶，洋桶壶改叫直形壶，龙蛋壶改叫蛋形壶等。举例来说，寿星壶，因有1-4号规格，分称顶海寿星、海寿星、放寿星、小寿星，壶盖上有长方形楷书木章“寿星壶”字样。“文革”改名后，则分称1号圆形壶、2号圆形壶、3号圆形壶、4号圆形壶，壶盖上楷书印章为“圆形壶”。洋桶壶的情况一如寿星壶，壶盖上易名为楷书长方形木章“直型壶”。如此等等。有些人搞不清这些行内细节，甚至把直形壶与直贡壶混淆起来，把丝网印花当做白泥泥绘来对待，都是想当然的外行话。顺便说一下，丝网印花是装饰技术革新的事，是用白泥印花纸贴在紫砂泥坯上后烧成的。

　　5“文革”期间的70年代，紫砂工艺厂为出口日本生产过一批出水孔为网球状的各式茶壶，有人据此定为“文革网球壶”，甚至把“网球孔”作为“文革壶”的一个重要标识。

　　综上所述，“文革壶”是一个炒作概念，不具有特殊经济价值，也不具有特别的收藏意义。“文革”期间生产的茶壶是从前和日后也生产的普通的商品壶，壶形不特别，制作不特别，只是装饰上革命口号和革命诗词多一些罢了。目前市场上的所谓“文革壶”，大多制作粗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