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晚期文人艺术家对紫砂壶艺的启蒙

　　中国的手工艺制造业起源很早，有籍可考的大略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据说墨家大多是小手工业者。工艺品的产生当然首先是满足人的生活需要，人们通过口手相传，制作技术不断提高，使其既具有良好的实用性，又具有了一定的艺术性;既能满足人们生活的实际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让使用者、观赏者得到审美的愉悦。宜兴紫砂壶正是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中国传统工艺品的杰出代表。

　　综观紫砂壶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紫砂工艺正是沿着这两条道路在探索和发展，一方面无数的紫砂艺人在壶的制作技术层面上不断创新，比如从金沙寺僧和供春的捏制坯胎、挖空内部成型到时大彬的拍身筒、镶身筒成型法;从前人的入缸烧壶到李茂林的匣钵封闭烧法。这些技术的进步无疑为紫砂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实用的基础上，艺人们也在如何使紫砂壶更具审美艺术性上孜孜以求。但是，历史上紫砂艺人多来自社会底层，他们的文化艺术修养偏低，师徒相授，口手相传，大多皆为工匠，很难在艺术层面上使紫砂壶艺有较大的突破。

　　如今紫砂壶能成为实用性和艺术性兼备的茶具，是与从明代至今的文人艺术家的积极参与分不开的。所以1937年由香港百壶山馆出版的《阳羡砂壶图考》一书特辟出专门章节“雅流”来记录明清以来影响紫砂壶艺的文人。虽然有资料说最早参与紫砂创作的文人是元末孙高士，他在紫砂罐上刻下“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但此据尚待考证，一来未见实物，且此种紫砂刻字装饰的产生时代尚难达于元代，二来记载此事的《寄园丛话》尚待确认。

　　紫砂壶艺的兴起晚至明中期，故而至明代中后期，文人艺术家对紫砂壶艺的影响才日臻显现，且因是紫砂初创期所以此种影响对紫砂工艺的发展至为重要。历史上第一部紫砂专著《阳羡茗壶系》的作者周高起是晚明人，他的紫砂记录较为可信，后人多沿用。《阳羡茗壶系》的“创始”一节说：“供春，学宪吴颐山公青衣也。颐山读书金沙寺中，供春于给役之暇，窃仿老伪心匠，亦淘细土抟胚。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文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矣。”历来人们对于此段记载多关注供春身份与紫砂早期制法，并未注意到“学宪吴颐山”可能对供春产生的影响。而紫砂鼻祖供春在吴仕年轻时是与之朝夕相处的，所以《阳羡砂壶图考》就认为：“供春仅一家童，能作树瘿仿古诸式，款识供春二字亦书铁线小篆，倘非颐山研求式样代为署款，恐难臻此。”我们今日无法断定吴仕是否直接参与供春制壶事，但供春受其文化艺术熏陶是可以肯定的事。或者我们可以说，从紫砂壶的第一位大师诞生之时就有文人的相伴与影响。

　　同时期的书画大师文征明也与紫砂壶有些渊源。文征明是个极爱茶之人，他喜欢以茶入书入画入诗，《品茶图》《惠山茶会图卷》《汲泉煮品图》《松下品茗图》《煮茗图》《煎茶图》等等难以穷尽。尤以作于嘉靖十三年(1543年)的《品茶图》最具文献价值，因其中出现的紫砂壶，置于案上，旁有小盏，且另有童子用别壶煮水，可知此壶显然为泡茶所用。而此品茶图又是一“写实”画作。可以说，紫砂壶见证了明代中期文人雅士的山水情怀和如水情谊。由此再联系前后期的画家唐寅、仇英、王问的相关画作里出现的紫砂壶，可见当时紫砂已渗人文人雅士们的生活，他们开始往紫砂壶里注入自己的那一腔清绝出尘。于是，徐渭开始用“青箬旧封题谷雨，紫砂新罐买宜兴”的诗句面对深夜的一盏孤灯;董其昌开始定制紫砂茗壶墨砚并题写铭文;项子京开始用墨林壶容纳自己超逸不俗的情趣……

　　而有文献记载切实对紫砂壶艺产生影响的第一人则是陈继儒，而他的影响成就了另一制壶大师时大彬。《阳羡茗壶系》说时大彬“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此段记载是紫砂艺术史上的大关节处。陈继儒和“四王”的书画虽都泥古而少创，但于品茶上，他们却疏放而少拘束。时大彬和他们谈了些什么呢?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却只字未提。总之，自此大彬制壶改大为小，壶做的是越发精致了，粗而不媚，朴而大雅，以致让人对壶能生“闲远之思”!甚至连怪僻孤傲、嗜茶如命的“扬州八怪”之一汪士慎也极赞赏他：“阳羡茶壶紫云色，浑然制作梅花式。寒沙出冶百年余，妙手时郎谁得如。”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宜兴陈贞慧也说，大彬之壶“古朴风雅，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这幽野之趣奠定了此后三百年紫砂壶审美的基础，而这审美皆来自于晚明文人的草木情怀与孤绝艺品。董其昌、陈继儒以及“四王”引领了晚明至清初萧散、孤冷、淡雅的艺术风尚和生活态度。而这些艺术家恰好都是茶人乃至茶痴，可以说他们对茶中趣味与韵致的追求直接给了时大彬以启发：大壶大碗的牛饮满足不了茶人们精致的生活和精神需求。至此，时大彬顿悟了，改制小壶!这看似极小的变化，却是紫砂史上一个里程碑似的飞跃。稍后的一些晚明文人甚至以为大彬之砂壶可与董其昌之书画、汤显祖之词曲、何震之治印一起代表晚明那段张扬、萧散、孤冷、淡雅却又浮华、奢靡甚至扭曲的艺术年华。换言之，时大彬与陈继儒等人的交游时期，也正是紫砂艺术与文人趣味深入结合的开始。从此紫砂壶摆脱了仅仅满足于实用的粗陶阶段，沉稳地踏上了艺术的康庄大道。

　　之后，文震亨、张岱、陈贞慧、陈维崧，这些晚明士人无不在他们的那些旷世诗文中把玩、品啜、鉴赏，又反过来影响着紫砂壶。且看文震亨如何引导紫砂审美的，他在《长物志》里说：“若得受水半升而形制古洁者，取以注茶更为适用。其‘提梁’‘卧瓜’‘双桃’‘扇面’‘八棱细花’‘夹锡茶替’‘青花白地’诸俗式俱不可用。”古洁，是文震亨给紫砂定下的审美标准。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说：“一砂罐一锡注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则是其品地也。”张岱强调壶之“品”。陈贞慧在《秋园杂佩》中评价时大彬用的词汇是“幽野之趣”，陈维崧则说：“彬也沉郁并老健，沙法质古肌理匀。”古洁、品地、幽野、沉郁，如是等等的审美概念，在未来三百多年里逐渐成为制壶艺人们追求的韵致，也成为人们赏壶玩壶的重要标准。

　　所以说，中晚明的文人、艺术家们在多方面、多层次影响了紫砂壶的创作。他们启发艺人、题款撰铭、定制砂壶、参与造型、实用品鉴……这些行为看似闲情，其实都是对初创期紫砂壶艺的启蒙与推动，在紫砂壶中注入了高层次的审美情趣，为清代紫砂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艺术基础。诚然，紫砂壶艺的提升与历代工艺师的勤劳智慧密不可分，但文人艺术家的参与提升了紫砂壶的艺术境界，使其最终成为了明清茶文化的代表性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