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金易得，文人壶难求，自古有之

　　说文人参与紫砂，宜兴人首先不肯放过的，是苏东坡。

　　宋代宜兴，已经是一个逾十万户的都市。有一天，苏东坡驾一叶扁舟，悄然驶入太湖。“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这位旷世奇才与宜兴有着天然的缘份。官可以不做，甚至文章可以不写，而阳羡茶却不能不喝。他在蜀山脚下讲学，提倡“饮茶三绝”，即茶须阳羡茶，水要金沙泉;壶须紫砂壶。后来的宜兴人喜欢用一种叫“东坡提梁壶”的款式，两叉在前，一叉在后;如此三叉提梁，一是便于搁在竹炉上的煮水，二来呢，亦体现出“野饮”之风雅。若壶上再镌上“松风竹炉、提壶相呼”之类的雅句，则便从头到脚皆雅得不能再雅了。尽管东坡的时代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紫砂壶，但这里的人为了纪念苏东坡，遂将此壶命名为“东坡提梁”他们都愿意相信，东坡大人正是有了这三绝之宝，才感叹一声，从此买田阳羡、种橘品茶而吾将老矣。

　　郑板桥喜欢紫砂壶。他有首诗曰：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免饥寒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两三寸水起波涛。板桥大人性情中人，他批阅公文、审理案子的时候，那把紫砂壶，就在他案头供着，好端端地替他撑起一股文气。有一次，属下犯错且狡辩，板桥大怒，顺手去抓惊堂木，没料想错抓了，好端端一把壶，已经被郑大人玩出了包浆，顷刻之间就粉身碎骨了。板桥懊悔而自责，说这是上苍对自己的惩罚。从此不再玩壶了，这个坊间的传说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谁也说不清楚。但板桥的那首诗，想来应该是玩紫砂壶的性情之作吧。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大概没有不喜欢茶与紫砂壶的。成功的文人都在做官，能插上一脚的地方，都能见到文人们忙碌的身影。得志与不得志的，皆挤成一团。种田人倒是不言苦，为官人却都说累。明代以后，社会风习受新儒学的影响，平淡闲雅、质朴温厚已成为一种时尚。文人们的内心到底文弱，受不住镶金错银，更扛不动青铜重器，你就是送他一座独善其身的园林，再送他一把“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的官帽椅，他也不会闲得住。关键是他的心闲不住。手上有了一把暖心贴肺的紫砂壶，那浑身上下的敦厚内敛、古雅蕴藉，倒是把文人们心鹜八极的意绪收回来些了。以绚烂的生命之“轻”，来拗救严峻的功业之“重”，是当时许多文人的生活写照。
 

陆利华：《品竹》

　　有一位生于清顺治年间的文人张潮，写过一部仅一万多字的《幽梦影》，其中的文字，表明了明末清初文人们生活中的诗意达到了何等的高度：

　　正文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花;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景。

　　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文人之韵致;美人之姿态;皆无可名状，无可执着。真足以摄召魂梦，颠倒情思!窗内人于纸窗上作字，吾于窗外观之，极佳。

　　梅边之石宜古;松下之石宜拙;竹旁之石宜瘦;盆内之石宜巧。

　　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蔗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园亭之妙，在丘壑布置，不在雕绘琐屑。往往见人家园亭，屋脊墙头，雕砖镂瓦，非不穷极工巧，然未久即坏，坏后极难修茸，是何如朴素之为佳乎。

　　明季之后，中国文人的日常生活融合了儒、道、释的哲学理念，这里面既有儒家的温暖，又有道家的逍遥，同时也有佛家的清

　　空。那个时代一方面文人纷纷入仕，意气风发;另一方面，朱元璋已经开始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也让许多文人屡遭迫害，命运坎坷。一时失语，是当时文人的真实状态。文人的集体失语导致了他们在精神上的集体出走，紫砂器的构造拥有自由和灵性，可以暖手温心，可以成全一种委托生命想象的大美，于是品呷香茗、把玩砂壶渐渐成为时尚，人生感怀寄寓其中，枕石醉陶已经足够，仕林官场已经忘情。若果既能诗书立世，又能游戏人生，在一把紫砂壶上寻找入世与出世的平衡点，那岂不妙哉!

　　在传媒不发达的明清时代，文人的诗文著作流传非常困难。他们发现，平生在笔墨上学得的拳脚，居然可以在一柄小小的紫砂壶上大放异彩。宜兴多溪山，一壶盛风流;茶陶欢欣处，恍惚是仙州。许多传世的诗文与画卷，就这样不经意地从文人们的胸中流泻出来。有一句流传千古的禅林法语只有三个字：“吃茶去”，那是叫人把缠绕于心的世间烦恼抛却一边，以空虚清明的心境去过一种清淡无为的生活。

　　另一方面，没有名气的紫砂艺匠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做壶只为换饭吃，基本上没有尊严可言。他们非常需要借助官员与文人的话语权来提高自己作品的知名度。这样，文人与艺匠各得其所，体现在一把壶上，早已是血肉交融，哪里还分得出贵贱呢?

　　盛行于明代的理学，讲究正心修身、节俭养性。竹风一阵，清茶飘香;甚合于他们讲学交游、会党结社的风气。当时的江南已逐步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地带。山清水秀的宜兴更是人文荟萃之地。许多文人志士聚集流连于此，品茗清谈、击节高歌;紫砂壶不用上釉，朴拙自然;合于人的本性。他们还惊喜地发现，一个小小的壶坯上，既可以题写壶铭、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怀;又可以纂刻花虫鸟草，以寄托行云流水的性情。天下哪一种陶瓷器皿能与之比肩呢?想那才高气傲的徐文长，为了寻觅一把紫砂壶，专门从绍兴跑到宜兴，还写下了“青箬旧对题谷雨，紫砂新罐买宜兴”的诗句。

　　有经济实力的文人，像明代的赵宦先、董其昌、项元汴等，他们干脆专门在宜兴住下来，寻找他们合意的紫砂艺匠，在共同的交流、切磋中定制砂壶。还有的文人，如晚清的吴大徵，喜欢把紫砂艺人请到家中做“客师”，顾名思义，这是客人级别的师傅，区别于一般佣工级别的工匠。当时的紫砂艺人大抵文化不高、见识较少。突然被请到身价不菲的官宦人家，看到了平生从未见过的名家字画、文房雅玩、博古陈设;着实开阔了一把眼界，民间艺人大抵有个特点，过眼不忘且模仿性极强。没费多大劲，他们就把那些古玩上的好东西潜移默化到紫砂壶上来了。所谓的文人参与紫砂，骨子里就是这样的痴爱加才情;再加上名工的绝技，那才叫真正的珠联璧合。原本粗拙的紫砂壶因此文通气贯、风流韵畅;在闲散悠雅的岁月里默默提升着它的品位。

　　在中国古代，书法历来是文人的必修课，紫砂陶坯对他们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宣纸。半世倜傥、一生风流;性情所至，如高山流水，尽可在此一泻千里。

　　壶随字贵，壶因字传。由于古代文人和紫砂艺人的联袂创作，使紫砂壶渐渐摆脱了工匠气，从而进入了艺术品的行列。文人在其中的主要作用，除了设计壶样，还是撰写砂壶铭。那些阅尽沧桑、看透人生的绝句，其实是他们的另一种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