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宝根的紫砂一生：旭斋狂壶

 　民国战乱，国内没有什么权威的艺术奖项。军阀们忙着打仗，分割地盘;共产党还处于“地下”状态，玩紫砂壶的爷们，也就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抚慰一下自己的心情，图个风雅。紫砂艺人做壶，说到底是寻口饭吃。1935年的美国芝加哥博览会，给了紫砂艺人一个机会，那一年，恰巧宜兴成立陶业紫砂公会，主持者决定摆一个擂台，让各路紫砂英豪的作品来一个大展示。一日，有一个生得黧黑的汉子，不声不响送来一把“东坡壶”和一件紫砂三友瓶，那东坡壶器宇轩昂，三友瓶则是松竹梅交相辉映，地道的中国气派;这两件作品一经展出，赢得了不少赞誉。没过多久，东坡壶和三友瓶就去了芝加哥，那壶出了大彩，获得优秀奖状;瓶也跟着风光了一把。

　　这两件作品的主人，就是汪宝根。

　　汪宝根出生在宜兴蜀山西街，这一带是窑工壶手聚居的部落，抬头见壶，低头见瓯。汪宝根14岁即师从伯父汪春荣，他出手并不快，讲究慢工出细活，但壶艺精绝超群，当时的几家有实力的陶器公司争相聘他，汪宝根自题名号“旭斋”，并请治印名手镌印，每制一壶，即打印于壶底。他时而在“利永”做壶，时而在“吴德盛”当领班师傅，还去上海“铁画轩”当技师。如此频繁地转换地方，壶界的人说法不一。有人说汪宝根脾气倔强，三句不合，拔腿就走;有人说他性情中人，士为知己者死，认定的事，五匹马也拉不回头。

　　芝加哥获奖，让汪宝根名声大噪。求壶者一时趋之若鹜。汪宝根为人处事是个急性子，但制壶慢得出奇。一般的艺人，一周可制三把壶，汪宝根不行，他快不了，一把壶在他手里，翻来覆去地修修裰裰，一个月下来，还不能拿下。求壶者心急，有的就住在他家附近的客栈里苦等，那只怕是要拿汪壶当重礼，去派大用场的;有的玩主，好附个风雅，江湖上说，汪壶在手，至味在口。汪宝根稳得住，他不急不躁，有时甚至摆一点小噱头，你急他偏慢。且说那年，宜兴有个捕役头子，名朱岳年，闻知汪壶金贵而且难求，他倒是不买账，什么鸟壶?老子弄把玩玩。先是托人去付定金，一等半年杳无音讯;老朱大怒，差手下衙役前去蜀山窑场，将汪宝根连人带工具以及泥料、泥凳之类一起押到县城衙门，汪宝根被关进一间仓房，衙役说汪师傅，这下你可以定心制壶了吧?汪宝根全无惧色，每日吃喝之外，只管呼呼大睡。县城里那些名儒贤达听说汪师傅被拘了，那还了得!全来跟老朱要人，“拘了他，你给我们做壶啊?”有个前清老秀才，是汪壶的铁杆粉丝，扬言要和老朱拼命。老朱吃不消，三天后只好把汪宝根放回去，壶，还是未得。

　　旭斋狂壶!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这个折子在江南宜兴一带的茶楼酒肆流传。其实汪宝根并不像坊间传的那样狂，说到底他只是个制壶艺人，而茶壶要靠一双手去做，一天十几个小时，那样的冷板凳，一般人根本熬不住。汪宝根经常去向程寿珍前辈请教壶艺。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某一日，汪宝根带着自己的壶坯去程寿珍门上请教，程寿珍看了一眼，说：“你做得太快了!”汪宝根一楞，别人都说我做壶太慢，一个月还不能完成一把壶，老先生怎么说我做得慢?程寿珍拿出自己的一件得意之作“鱼化龙”的壶坯给汪宝根看，“这把壶我做了半年了，还未收工。”汪宝根讷讷无言，拱手告退。

　　汪宝根的风头还出在和民国政要于右任合作制壶上。于右任是大书法家，但从没在紫砂壶上挥过豪，当时宜兴有个陶刻名家兼陶器老板吴汉文，将一柄汪氏合菱壶托人送到于右任手上，于右任好生喜欢，于是记住了汪宝根的名字。日后，他在一件汪宝根的壶坯上写了“否极泰来”四个字，由吴汉文精心镌刻，让宜兴窑场轰动了一番。

　　可惜汪壶好景不长。抗战爆发，宜兴陶业遭遇浩劫，大家逃难都来不及，谁还用紫砂壶喝茶?汪宝根的生活日见窘迫，只好临时开了一家“柴行”，这时的汪宝根大概没什么脾气了，小本的生意，老是要跟人赔笑脸，经常跟客户躬着腰，慢慢地就有些驼背。拼尽了力，日子还是过得不咸不淡。回想前半生轰轰烈烈，恍若隔世;太多的不甘心，伴随他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后来他把制壶技艺传给了儿子汪福庭，薪火总要传递，儿子是他生命的延续，万一他熬不到寒冬的尽头，儿子福庭或许可以等到一个属于紫砂的春天。

　　上世纪50年代初，刚刚从战乱中恢复元气的紫砂业开始走向复兴之路。可惜，当新生的“宜兴蜀山陶业社”成立的时候，汪宝根已经重病在身，他只活了52岁。在陶业社开张的鞭炮声中，汪宝根最后绽放的微笑有些惨淡，人们在欢呼雀跃，紫砂的早春在向艺人们招手，但这些跟他已经没有关系，只有蠡河里平静的水波和欸乃的浆声在为他送行。

　　人生一世，悲欢离合，残缺多多，庸常琐屑的生活里，有如此圆满的吉祥壶器陪伴着汪宝根有限而残缺的一生，虽遗憾，但也实属幸运。汪壶非壶，是一种心灵寄托，一种人生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