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雅妍媚的初创期

    明代初期，宜兴制作的陶器主要是缸、坛、罐、瓮之类的日用器皿，只有金沙寺的和尚能做紫砂陶茶具。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的“创始篇”里说：“金沙寺僧逸其名，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博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这个和尚没有留下姓名，因而引起后人的追念。吴骞有诗曰：“金砂泉畔金沙寺，白足禅僧去不还。”这里所说的“白足禅僧”，就是紫砂茗壶的创始人。自从供春学了他的造壶技艺后，始为流传。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紫砂茗壶由日用陶器脱胎而出，并与日用陶分道扬镳，走上艺术化发展道路，约在明正德年间，即由金沙寺僧、供春所开创。在紫砂茗壶的初创期，宜兴陶人开始掌握紫砂泥的特性，能够制成泥片，而且吸收泥陶缸、瓮、漆器和家具等其他器物的制作工艺，并逐渐形成了“捏塑法”、“打身筒”和“镶身筒”的基本成型方法，基本采用了造缸时借用模具辅助挡坯成型，故有“供春更斫木为模”、“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之说。当时的紫砂茗壶大都混于缸瓮窑附烧，故都有“飞釉”和“火疵”等缺陷。

金沙寺僧，据陶业中人说：“僧闲静有致，时常和做缸瓮的陶工在一起，制壶选紫砂细泥捏成坯胎，用规范成圆形挖空其中腹，然后加上流、把、的、盖，附在窑中烧成，大为人们所喜用”。寺僧所制的作品，在明清两代的茗壶著作里都未见记载。看来侍僧当时所做的壶，只是供一时之用，未必想藉此留名，成壶史的供勋人物，故所制茗壶，既未款署，也不钤掌。所以，后世即使遇见他的作品，也无法辨识。寺僧制壶的制壶方法也比较简单，所制式样，似乎只有圆形的一种，据说常以指螺纹为标识，而供春则开始在壶上署名。紫砂壶的制造，从金沙寺僧到供春才大大地跨进了一步。这时期地紫砂茗壶的传世之作，见于著录但无款识的有三件：一件披云楼壶，发掘于佗城西郊明冢，制作粗朴，四周釉类斑驳，且现竹削纹，盖钮无孔，全身现古瓮缸之银光色。其二是味茶庵壶，乃大中之遗物，大中即明正德年间隐居不仕的柳佥，吴人，号安愚，又号味茶居士，室名味茶庵。其三是寒绿堂壶，此壶是彭年旧物，彭年是明代兴州人，字孔嘉，号隆池山樵，以诗词名世。寒绿堂壶后归袁寒云（袁世凯次子），袁逝世后，此壶不知散落何处。以上三壶，正和金沙寺僧、供春同时，但壶上没有款署，是否出之这两个民间艺人之手，有待进一步查考。

供春本是宜兴当地一位读书人吴颐山的书童。吴颐山，名仕，字克学，颐山是其号，正德二年解元，正德九年进士。为了准备科举考试，其时他带了供春借住金沙寺闭门读书，供春看到寺僧制壶，就在服侍吴颐山的闲暇，暗中悄悄学习寺僧制壶之法，取得成功。供春还“斫木为模，削竹为刃”，创造制壶工具，改进制壶技艺。供春作品目前存世还有两件：一件树瘿壶，今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一件六瓣圆囊壶，今藏香港茶具文物馆。传说金沙寺僧临终坐化前，曾授供春陶艺秘诀三卷，复授洗手泥半盂，乃平生数十年之所积，泥细密无间，实属世间珍品。供春专心钻研，日久终成名壶。供春壶胎薄质坚，造型俊俏，故《阳羡茗壶系》说，供春壶“栗色闇闇，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则。”供春作品成为后世的楷模，为紫砂茗壶制作的专业化、艺术化奠定基础。供春以后的制壶名手有董翰、赵梁、时鹏、元畅，均活动在明嘉靖、隆庆年间，称为“四大家”。董翰，号后豀，所制壶一改寺僧、供春以来的古拙风格，创制菱花式壶，以文巧著称。赵梁，一作赵良，所制壶多提梁式，以古拙朴实见长，传统提梁壶为赵良所创。时鹏，又作时朋，所制壶以花瓣式最擅长，典雅拙朴，传世有水仙花六瓣方壶，底款“时鹏”楷书款，今藏香港茶具文物馆。元畅，或作无锡、袁锡，善制花瓣式壶，亦以古拙闻名。四大家制壶风格，以董翰文巧而三家多古拙，如今只有时鹏尚有一件作品传世外，其余三家均已无作品存世。

明嘉靖、隆庆年间，与四大家同时或稍后，还有一位制壶名手李茂林，名养心，茂林为号。宜兴人，一说江西婺源人。善制小圆壶，妍媚朴致，世称名玩。因为排行第四，故又有“小圆壶李四老官”的雅名。李茂林开创了“以瓦缶装紫砂壶入窑烧造”的技法，改变了原有紫砂茗壶直接入窑烧炼的传统方法。茗壶先装入匣钵，然后再入窑烧炼，就避免了粘染缸坛“飞釉”“釉泪”，提高了紫砂茗壶烧炼的质量，是紫砂壶烧练技术有了重要进步。李茂林作品现今传世仅见一件菊花八瓣壶底钤“李茂林造”楷书阳文方印，今藏香港茶具文物馆。

四大家作品流传至今已是凤毛麟角，他们创作的菱花式、花瓣式等壶式造型，壶艺史上称之为筋纹器或筋囊式，其造型特点是将形体分为若干等分，把日常所见的瓜棱、花瓣等形象，精确严格地组织于壶的结构中，纹理清晰流畅，口盖准缝严密，艺术性与工艺技巧高度结合，成为紫砂茗壶的传统壶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