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新恩:一壶紫砂 深藏清香却无人不知

    藏主小传
　　1939年7月，梁新恩在广东梅县出生。1954年他来到广州，两年后参加“援边”工作，在新疆呆了20多年。回到广州，在改革开放的特定环境下走上收藏之路。他的藏品种类十分丰富，主要有紫砂茶壶、小人书、酒标、毛主席像章四种。至今，梁新恩已举办了8次个人藏品展览，参与近30次集体展览，向大小博物馆捐赠110余件藏品，在报刊发表20多篇茶具研究文章。2004年初，梁新恩被授予“广东省优秀收藏家”称号。


　　藏主与藏品

　　收藏时代印记，实为收藏生活乐趣

　　如今梁新恩藏品的总体数目已达两万，其中徽章约有12000件，小人书6000册，紫砂茶壶600把，酒标3000多张。

　　梁新恩的收藏，大多曾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红色年代，每个人衣服上都少不了别一枚红彤彤的主席像章；小人书是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小学生唯一的精神食粮；中国全民好茶，无论南北，好茶须得好壶泡，闲人商人读书人，人人连上茶楼也要壶不离手，边摩挲边品茶，更别说在家中，藏得好壶数把，焚香煮茶，或开卷有益，或招待上客，好不精神爽利；就连没有多少人会留意的贴在酒瓶上的商标，也曾货真价实地与酒水一起被人们消费，在它成为平面的藏品后，我们才发现，原来酒标也是纪录时代一种美丽而有说服力的形式　　人们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开始变得健忘，旧有的生活方式如潮汐迅速退落，梁新恩却弯腰拾起消失中的时代符号，他收藏刻有时代印记的徽章、小人书和酒标，以此表达对过去温馨记忆的缅怀和挽留。

　　与惯于考究细节、从研究藏品时代特征中得到乐趣的收藏家不同，梁新恩似乎更倾向于从审美角度对藏品的价值作出判断，并关注藏品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在种类众多的藏品中，梁新恩表示最喜欢的是茶壶，因为茶文化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爱茶的人多，懂茶的人也多，请人喝酒，还有可能收回各种推托的借口，然而请人喝茶，却是逢请必到。由于中国人对茶文化的熟悉，与人就藏品进行交流，得到最多话题的总是他的茶具。

　　对待藏品，梁新恩从来都是呵护备至，他自制展示板或密封盒，排列好的徽章在展示板上按类别分布；重要的酒标或瓷器保存在密封盒内；所集齐的四大名著小人书，每块硬纸板上固定两本，用玻璃纸封好，整整齐齐在纸箱内叠好。要是觅得一件难得的宝贝，梁新恩还会即兴为藏品题诗，纯属自娱自乐，却都有滋有味。


　　收藏之路

　　萌芽期　用“公仔纸”赢邮票

　　看过梁新恩如烟波浩渺的藏品，很自然地觉得，对藏主本人，收藏或许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习性。他对收藏的热爱，正是其执着人生态度的一个侧面。

　　梁新恩的收藏意识，从小学开始得到培养。那时同学聚在一起，玩得最多的是集邮，同学之间总是相互比赛，看谁集的邮票最多，谁的最漂亮。同期流行的玩意儿还有“公仔纸”(粤方言称谓，指一种绘有彩色图画的小纸片)，几个脑袋凑到一块就是角斗场，把对方的“公仔纸”拍翻身了就算赢，小纸片归胜者所有。还有全是插图的小人书，只要手上有零花钱，梁新恩就会租书来看。这些特定的成长经历，令梁新恩对有图案、起装饰作用的小物品倍感入迷，以至于此后他喜爱的收藏对象，大多呈现强烈的图案感。

　　在参与支援边疆工作期间，他的收藏天性初露端倪，上世纪70年代初，以回收金属的名义，政府在全国范围动员人们上交毛主席像章。那时经年积累，他已拥有一百多枚这类红色小徽章，因为不舍得，他偷偷把徽章藏起来，没响应号召。


　　飞跃期　在收购站里“淘宝”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时期，无数老日子的好东西被廉价处理，梁新恩敏锐的收藏家触觉开始蠢蠢欲动。然而他正式步入收藏的殿堂完全出于机缘巧合。某天晨运，梁新恩偶入刚刚兴起的“天光墟”“大观园”，又偶然地在地摊上买下几把茶壶，把玩之下，发现越深究越有大学问，始知地摊乃是藏宝之地，从此他开始经常光顾地摊或藏在深街窄巷的收购站、杂货铺。那时他一个月拿几十元工资，四个孩子都在读书，为了自己日渐增长的淘宝兴致，他节衣缩食，不抽烟不喝酒，把喝早茶的习惯也改掉，就是为了在地摊流连而有所截获。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梁新恩的藏品激增时期，因为他搜索的圆弧半径得到极大延展。那时他频频获得出差的机会，到各省开会或考察，在工作以外的私人时间，同去的其他人跑去逛百货公司，他则专门搜寻城市里的地摊和杂货铺。当时内地的商品意识还比较薄弱，在小摊子上，废品淹没了精品，精品以与废品同等的价格出售。他曾以3角一枚的价格，一次性买下四五百枚毛主席像章。因而他出差通常是满载而归，回程路上，别人看他扛着一两箱的战利品，忍不住好奇地问买了些什么，他不好意思说是从地摊上“捡”回来的“破烂”，就含糊地笑着掩饰过去。


　　理性期　转变思路，“藏”出名堂

　　宝贝带回家中，必不可少要接受梁新恩夫妇无微不至的数重护理：清洗、干燥、分类整理、编排存放顺序、价值研究。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藏品变得日益丰富，梁新恩便有了办展览的念头。然而当真正着手进行展览准备，他便发现自己的藏品是散乱的，看着很多，一以专题分类，便没有多少内容了。

　　因此他重新思考自己的收藏路子，得出的结论是，要先拟定方向，把个人眼光融入对藏品的取舍中，令藏品能形成专题，随时拿得出手，才算是“藏”出名堂。想通后，他不嫌麻烦地重新整理藏品，理出线索，处理与线索无关的藏品，或者与人交换，或者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从此按专题进行收藏。这是梁新恩收藏思路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他的收藏方向变得明晰，对藏品的选择亦更为理智。如今他拥有约两万件藏品，清点起各类藏品的线索脉络，纲举目张，每个专题下各件藏品，全部一清二楚。


　　收藏心得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梁新恩说，收藏茶壶，万万不能贪广泛。因为一个人藏得再多，也还是远远比不上生产的速度。在盛产紫砂茶壶的江苏宜兴，单是茶壶的款式和种类，已不知几千几万种，价格从几元到几万元不等。个人财力再雄厚，也不可能集齐世间所有精品。再说，见一件买一件的策略令自己没了方向和准则，思路零散，收藏自然也成不了气候。

　　因而玩茶具收藏必须要忍得。多到市场看，但要忍住心动，不要一看到好东西即作下买的决定，转到第三次，把行情摸透，如果对当初看上眼的茶具仍然心仪，则进行分析和筛选，能进一步扩展为专题进行系列收藏的，就决定集中搜索，否则必须舍得放弃。

　　故曰收藏要面窄而深挖，如此带着明确目的去淘宝，往往会有被一般收藏者忽略的特别发现。梁新恩说每淘到一件合心意的宝贝，都会兴奋得连续几晚睡不着觉。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但这精挑细选的一瓢甘露，却是比什么都要甜蜜。

　　最让梁新恩感到自豪的，是他把菱角、莲藕、荸荠、茨菇、茭笋五种形状的紫砂茶壶，代表原广州泮塘五种水生植物，组成极具老广州色彩的“五秀飘香”系列。如今他已收藏有二十余个专题系列。


　　藏品拾英

　　黑底彩狮官壶

　　此壶乃梁新恩紫砂壶收藏的“开山鼻祖”。上世纪80年代初，梁新恩从新疆回到广州，某日在中山七路晨运，路过土兴巷，发现那里热闹非凡，人们打着手电在地摊前或蹲或站。这里是广州早期的“天光圩”。梁新恩凑热闹地在地摊上花十元买了五把旧茶壶。

　　回到家中，发现其中一把紫砂茶壶很罕见地用黑色衬底，壶身漆上神情凶猛的红绿狮子，壶颈又是雪白的。找朋友来看，有人说这不是现代的茶壶，如是勾起梁新恩要把疑点弄清楚的研究欲望。

　　经过多方考证，这个茶壶肚圆，盖平如碟，嘴如弓箭，银制提梁，壶底有拱形沿唇，壶嘴底口没有网眼，正是典型的清代紫砂壶样式。加上壶身满洲花纹的旁证，此壶的年代必是“清”无疑。而狮子是权力的象征，黑色又含铁面无私之意，众多线索表明，该壶是清朝的官府用壶。

　　

　　蝴蝶银壶嘴紫砂壶

　　这曾是清代一位商人的宝贝，用了多年，壶嘴摔坏了，却还舍不得扔，用银子重新打造一个蝴蝶状的壶嘴，拼到原来的壶身上去。从壶的外形看，蝴蝶的两边翅膀包住半边壶身，壶嘴下部两边镂空雕成古钱币状，倒茶时水经钱币部位流转而出，喻财源滚滚。梁新恩在一家古董店内一眼就相中这只茶壶，然而当时开价是1800元，梁没舍得买。三个月后古董店一带扩马路，店铺商品削价出售，既然有第二次机会，梁新恩便没再放过，把价格从开价的五六百元砍到300多元，这只跟随商人多年的茶壶，从此便摆到了梁新恩的博古架上。


　　藏宝之地

　　清香原不要人知

　　所谓“大隐隐于市”，梁新恩家在荔湾区一条热闹的主干道上，外面行人络绎，车水马龙，沿街走，觅见一个不起眼的门洞，入内，有几栋半旧楼房，几经曲折，摸上一个临街的门牌号码，才到了梁新恩的家。

　　这是一个茶香之家，门口正对博古架，站在门前，已看到博古架上密不透风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紫砂茶壶和陶瓷盖碗。在约30平方米的客厅里，紫砂茶壶举目皆是。最巨型的名为“梅香椿干大型执壶”，通高68厘米，远看如老树桩，壶体上题诗：“闻君家在雪边住，靠近阑干索尽诗。只怕梅花应冷笑，清香原不要人知。”此壶被置于客厅东面窗前，长长的吊兰从房顶垂下，染得一屋绿意阴凉。壶与吊兰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风，把马路的人声车声隔开。梁老便时常坐在壶前的仿古长椅上，冲一壶滚烫的普洱茶，与朋友把杯谈壶，或自斟自饮，细品茶味，一面赏玩宝贝。

　　宝贝太多，一个博古架自然远远满足不了存放的要求，电视柜“临危受命”，里外领地全被茶壶占领。其中两个巨型茶壶，“古树常青”提梁壶和“菊瓣”执壶各占南北一方，南面悬挂一竹篮，内有存放多年的普洱茶叶，正中墙上是张一帆行书写“茶具艺术”四字。我们没看到梁老藏品的全貌，事实上他大部分宝贝都藏于深闺，梁老说他家整整三个阁楼，全已“宝满为患”。

　　曾有行家开玩笑说梁老的博古架塞得太满，给宝贝享受“垃圾”待遇。梁老说他也希望能做到每件精品都能拥有一个透明的玻璃罩，无奈家中空间有限，只好将就。

　　然而蜗居虽小，却是纵横古今，容纳了大千世界。当年做一个毛主席像章的专题展览，广州起义纪念馆足足动用了两层展馆，才刚好穷尽梁新恩的徽章藏品。上世纪90年代初，朋友们都说梁新恩的藏品规模已足可媲美一所小型博物馆，而梁的收藏又数徽章数量最多，故他为自己的藏宝所在地起名“徽珑博物馆”，“徽”即徽章，“珑”之寓意，既指藏宝地之小巧，又呼应徽章的玲珑，梁新恩自封“馆主”。1997年广州朝晖书画社社长余雪芹为其居所题字，这幅字一直贴在正对博古架的房门上方。


　　随想录

　　不必耗巨资的收藏

　　收藏是需要个人投入精力的事业，收藏古董，是一项尤其需要“烧钱”的事业，因而收藏家多数是富翁。这似乎已经成为如今人们对收藏家的看法，事实上，在广州，玩收藏的很多人都是与你我无异的普通人，广州市场繁荣，货源丰富，出售的“古董”当然也龙蛇混杂，故人们在广州玩收藏，喜欢玩的是眼力，是一种大海捞针的搜寻乐趣。

　　特别是较早入行的行家，大都在交替中的时代间隙里抓住了机会，像梁新恩，在杂货铺，在地摊，在废品收购站里也发掘出一方新天地，实在难能可贵。故收藏之精髓，不在财力，在乎眼光与心境。


　　藏主访谈

　　是苦也，是乐也

　　收藏乐，收藏也苦，毕竟收藏是一项需要耗费个人大量精力和财力的爱好，在收藏者心目中，这可能称为“事业”会更为合适，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都会对个人的收藏造成影响，那么，梁老认为收藏的“苦”是什么呢？

　　记：您认为收藏苦吗？

　　梁：当然。玩收藏的“苦”是一种寻觅的苦心。每到一个地方，玩收藏的人第一时间是有意识地寻找古玩城，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在城内梭巡，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合心意的宝贝。但这“苦”也是考眼力的苦中作乐，寻宝一旦有意外收获，买到真正的好东西，拿回来与家人与朋友一起欣赏，得到大家的一致肯定，便是苦尽甘来的无上光荣。

　　记：在您的收藏生涯中，有没有遇过不顺心的事情？

　　梁：上世纪90年代中期，收藏曾一度令我处于骑虎难下之势，因为那时在办展览，少有名气，家里前来拜访的人前脚出后脚进，媒体采访也令我应接不暇，每次都好不折腾，得翻箱倒柜地把东西拿出来让人拍照。

　　办展览需要我投入大量精力去整理资料和藏品，外界过度频繁的拜访也令我心力交瘁，我身体不好，烦心事太多就觉得累，一度想过放弃，看有没有人把藏品接管过去算了。那是玩收藏这么久以来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记：您是如何度过难关的？

　　梁：家庭。幸亏有家庭的支持。妻子和儿女都很支持我，妻子参与了清洗、整理和保存藏品的大部分工作；家里藏品占据如此多空间，如果没有家人的宽容，我的藏品可能很难有立足之地；退休之后，儿女也从经济上为我的收藏提供帮助；我每次办展览，全家人都会特别支持地一同出席展览的开幕式。很多人的收藏之路只走到一半，因为缺乏家庭的支持而不得不放弃，我很幸福有一个一直支持我的家庭，令我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收藏逸事

　　从“废物”中淘宝

　　没有人会想到，梁新恩齐全的四大名著小人书，竟是从废品收购站里“抢救”回来的，但那也完全得益于机缘巧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某日，梁新恩路过一家废品收购站，发现守候在门口的“收买佬”手里捧着一本小人书在看，一时怀念起自己小时候爱读的小人书，梁于是向“收买佬”打听价格，得知给废纸收购价是两角一斤，梁大喜，当即说愿意出三毛钱一斤的价格收购。

　　清点之下，发现各样内容的小人书都有，整理出最爱的四大名著，发现不齐，从此梁每周日都到废品收购站买小人书，直到四大名著全部集齐，到最后找到了32个版本的《西游记》，废品收购站原来是金矿。


　　全息广州

　　不耻言利

　　小时候常看一些有名的大鉴赏家的传记，常常是羡慕得不行。有时候也暗想，以后能做个收藏家就好了，坐拥百城，锦轴牙签，那是何等乐事！及至后来才知道，当收藏家实在是不容易，而且，要成为真正的一流的收藏大家，还必须具备“厚于资财”这一条才行。最近读到一篇访谈，受访者说：广州真正称得上收藏大家的，只有某某等三数人，其依据是，这几位老先生从来都是“有入无出”，只买不卖。

　　只买不卖，确实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至高境界。附庸风雅如我辈者，靠着有限的收入与积蓄去捣腾几件小玩意，离成“家”的距离那真是差好远。

　　清代名学者洪亮吉曾把藏家分为几类，其中有一类是专门从事买卖的，称“掠贩”；有的则纯乎是厚于资财，务求精本者，称“鉴赏家”；也有的是收藏为了研究，做点学问所用，称“考证家”，以此标准自照，“掠贩”幸而还谈不上，“鉴赏”的名头恐怕是无份了，只好努力点朝“考证”方面做些功夫。但是在市场经济急剧发展的今日，古董的价格已不是我辈所能随意问的，碰上了心头好，买不下来也只有望物兴叹的份儿。

　　所以我忽然悟出，洪亮吉所谓的“考订家”，其实是我们这种玩法的一个美其名而已，既不能成为只买不卖的鉴赏家，那就用我们的方法去玩好了。上一代的大家们，也有不少是以藏养藏的，玩出大名堂。如国学大师容庚先生，他的藏品极为丰富，有好多都是通过买卖“赚”回来的，甚至听许多容老的朋友回忆，容老买卖非常精明，所以他才能换回如许的一批宝藏。

　　最近一桩轰动收藏界的盛事，是北京大鉴赏家王世襄先生将其部分藏品拍卖，所得竟有六千余万元之巨。其实以老先生九旬之高龄，钱的数目无甚大意义。然而这件事对于改变国人“耻于言利”的固有观念却十分重要。收藏本身是一种投资与增值的过程，而且像王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他对文物的考订、研究，使某件文物本身增加了知名度与价值，再通过拍卖而将这种抽象的价值表现为市场价格，不就是“知识有价”的最好说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