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寺僧与供春。是史籍中的第一批有姓氏记载的人士，与供春同时还有四大家：董翰、时鹏、赵梁、元畅、（一曰元锡），可惜他们的作品，相继失传。
砂艺史上一致推崇的大家，当以时大彬为典范。贡献在于对砂艺开创时期技艺法则的创造性革新，这是后辈从业者应为之歌功颂德的，更重要的是，他为后世留下稀世杰作。创紫砂艺术陶文化先河。在时大彬同时或之后几位大家有李茂林（与大彬同时代）并知名人士“三大”的大彬的两个徒弟李仲芳和徐友泉，及其他弟子蒋伯夸、欧正春、邵文银、陈俊卿、陈仲美、沈君用、惠孟臣。
《桃杯》作者圣思，（生平无从考查）其巧妙的构思、精湛的技七，真可谓重锼叠刻，它堪知名人士砂艺又一个流派的代表作。
陈鸣远，作品在继承明代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的产物。几何型壶朴质大方，结构合理，技巧严谨；自然类则概括夸张，源于生洗，高于生洗，并擅于借鉴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如三代青铜的造型与纹样，利用紫砂泥料优良可塑性，得心应手。随心所欲地发挥着神工般的技巧，堪为砂艺之观止。这一时期还有邵玉亭、王南林。邵为乾隆宫廷制器。王南林颇有声望。殷尚、陈荫千、邵旭茂、杨季初，各有千秋。
至清嘉庆，道光年间，陆续出现骚人墨客热衷紫砂陶艺，最突出要数金石书画家陈鸿寿与砂艺作者杨彭年的结合。陈鸿寿，字子恭，号曼生，浙江钱塘人。嘉庆6年（1801年）拔贡。在艺术上，他主张：“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时见天趣。”陈在溧阳做县官时，一度与杨彭年合作，由杨制壶，曼生刻写。在壶上题铭书刻，即滥觞于此。曼生是一位在书画、金石文学是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他爱好并涉猎砂艺，曼生壶“壶随字贵，字依壶传”。
邵大亨，上袁里人，估计生于乾隆晚期，殁于道光末年。大亨艺技卓越，秉性刚烈，情趣闲逸，当时誉满全邑。他精彩绝伦的传器，理趣、美感盎然，从艺者观之赏之，如醒醐灌顶，沁人心目；藏玩者得之爱之，珍于拱璧，不忍释手。从格调上来品评，大享传器应该说是紫砂陶文化前进中的又一大转折。他一改盛清阶段宫廷化的繁缛靡弱之态，重新强化了砂艺质朴典雅的大度气功质；既讲究形式上的完整，功能上的适用，又表现出技巧的深刻，成为陈鸣远之后的一代宗匠。
黄玉麟在清同治初年，随邵湘甫习艺，当生于道光末年或咸丰初年。黄在技艺上亦是多面手，方圆器形都擅长，每器纹样、细部、结构、衔接、刻画，均清晰干净。
程寿珍是邵友廷之养子，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生，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卒。承父家教，少年所作品类较多，中年至晚年仅制三个品种：掇球、仿古、汉扁。技艺娴熟，形制掌握正确，不务妍媚，粗犷中带有韵致，是个多产作家，常用印章“冰心道人”、“寿珍”，把下则钤“真记”二字小印。
俞国良，原籍无锡，一九三九年卒，享寿六十五岁。传器制作严谨，器形格调雅致，是晚黄玉麟的名手，但总的表现，又逊于黄玉麟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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