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棠盆里一甲子 专访紫砂工艺美术大师徐汉棠

　　清晨和煦，记者叩开了徐门紫砂第三代传人徐汉棠的新居大门。八十岁的汉棠前辈背靠沙发、双脚平置、双眼时闭时开，断断续续地叙述着，屋内的大钟每15分钟奏出声响，把汉棠的记忆推回一个甲子前的壶中往事。

　　徐“福康”号

　　徐汉棠的老家在蜀山南街，北临蜀山河，街道长约300米，很窄的老街上商店挨着商店，那里曾是商业文明和陶文化的结合点。

　　徐汉棠的祖父徐锦森从道光年间开始紫砂制作，开设陶记“福康”，专营紫砂。他的伯父徐祖安与父亲徐祖纯帮助经办，伯父主持外事、联络客户，父亲安排生产、验收坯户。“福康”招集了当时从事紫砂制作的名艺人，产品远销南洋和东洋。

　　徐汉棠的外曾祖父邵云甫是紫砂一代宗匠邵大亨的后裔，邵云甫的紫砂陶艺在东南亚和日本极负盛名。汉棠四个舅父邵元章、邵宪章、邵茂章、邵全章皆为紫砂高手。邵茂章以水平壶和独钮壶闻名;邵全章水准极高，与顾景舟切磋甚密。汉棠之母邵赛宝出身紫砂世家，与徐门的父亲徐祖纯结婚后，育六子一女，汉棠排行第三。

　　徐汉棠回忆，“在我懂事时，家里有住房四楼四底、厂房八九间，常年雇佣六七个工人，临时工三四人，一般每天三桌人吃饭。”

　　当时，徐“福康”生产经营规模堪称紫砂行业第一，每月产量约5000件，全年数万件，烧成后，由木船运至常州，再转铁路发往各地。天津、辽宁、山东等地的店号被徐家全包。因经营得法，全家富足，十六七口人吃穿讲究，已用起了电灯、留声机。

　　抗战前，紫砂有一段兴盛时期，除“福康”外，还有“豫丰”、“利永”、“吴德盛”，以及上海的“铁画轩”，“铁画轩”老板戴国宝之子戴相民与顾景舟交往很深。

　　1937年抗战开始后，紫砂行情萧条，生意一落千丈，汉棠父母带着孩子们逃往乡下，岁月艰难。1938年日军在宜兴投掷炸弹，城区变成一片瓦砾，所有店面全毁，紫砂行业一蹶不振。1940年，形势稍稳，行业渐有起色。

　　1945年解放战争开始后，紫砂市场又趋萎缩，徐家勉强为生。1948年，上海的“铁画轩”向徐家发出一笔制作12万只笔筒的大订单，徐汉棠参与生产，日夜赶制。他勤动脑筋，老前辈一天做50只笔筒，他能做500只。另一批把玩小件，他每天能做1000只。徐汉棠最初的基本功就在那时练成。

　　新中国成立后，紫砂联营处于1950年成立。1955年1月，“汤渡陶业合作社紫砂工场”成立，徐汉棠全家加入合作社。最初入社的，包括著名的“紫砂七大老艺人”任淦庭、顾景舟、朱可心、裴石民、王寅春、吴云根、蒋蓉等30多人。

　　顾景舟第一入室弟子

　　徐汉棠从小耳濡目染，凡经历的事都离不开紫砂，父母、舅舅都是他的启蒙之师。

　　“我读小学时，暑假到外婆家，小舅邵全章带我去顾景舟家玩，我看到顾景舟泥凳上的工具规矩有样，灵巧得像玩具，我就拿着玩。”

　　顾景舟是一个极其细致之人，对制壶工具尤其讲究，常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育后辈。见小汉棠把玩工具，就说：“你玩我的工具可不能弄坏，这是我的吃饭家伙!”

　　1952年，由于紫砂行业不景气，许多人被迫改行。那年，徐汉棠随顾景舟到上海找工作。顾景舟本要进上海天源化工厂，但体检出“钙化肺结核”被退回，徐汉棠也没挤进福兴隆电炉厂，报考华东军政大学也因故未录取。

　　从上海回到丁蜀镇，顾景舟出了道题，让徐汉棠做一副“矩车”工具。一周后，顾老见工具做得不错，便说：“汉棠这个徒弟我收定了。”徐汉棠清楚记得，“1952年3月，我成为顾景舟的第一入室弟子。”

　　忆起与顾老相处的岁月，徐汉棠说：“我在师傅家学艺时，他一边教我，一边自己做壶。他在30多平方米的小院子里种菊花、喂金鱼、养画眉鸟。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练字。有时吟几句唐诗，哼两句京剧，什么《盗御马》、《窦尔敦》唱段，还常到我家与父亲等人‘比武’较量。”

　　顾景舟的母亲对汉棠厚爱有加，常留他吃饭。“我记得最香的是雪白的粳米饭、洋葱头炒咸肉和青菜，这些事情让我至今回味无穷。”

　　学艺、入社

　　1952年3月徐汉棠正式拜师后的“处女作”是一只水罐，形制虽简却意义非凡。

　　“直到今天，它还摆在我的工作台上，它依然是我最得心应手的茶具。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器物，它目睹了我每一件作品的成功与失败，见证了我从艺的道路，寄托我很多情感。每当看到它时，就像师傅在注视我，我时刻不敢停顿。”

　　徐汉棠的第二件作品，是个喷水壶。为了取悦师傅，汉棠使出浑身解数。推敲每一个转折，每一条线形之间的关系，圆柱式渐宽的形体和腹部微鼓的造型。“这个壶今天用起来，还非常流畅顺手。”徐汉棠微笑。

　　1955年进入“汤渡陶业合作社紫砂工场”后，徐汉棠生产的第一批壶是茄段壶。

　　“每做一个壶，只赚0.145元，开始时每天我只能做3个，一天收入不足5角。那时，我已有了2个孩子，妻子刚开始学艺，几乎不能糊口，需要父母帮助。”

　　为了生计，徐汉棠给自己定下指标，每周多做一个。后来，徐汉棠1小时就能做1个茄段壶，每天能做9-10个壶。

　　师从顾景舟长达30年，徐汉棠眼里的老师是多才多艺、行事讲究、性格固执的人。顾老见学生做不好壶，常会开骂：“你的眼睛瞎了啊!”而他对勤奋又善思的汉棠稍显温和。

　　与“景舟哥”的矛盾

　　比起其他徒弟，第一入室弟子徐汉棠“不害怕师傅”，因母亲邵家人与顾景舟关系亲密，汉棠私下里唤师傅为“景舟哥”。不过，徐汉棠与恩师仍闹过两次矛盾。

　　1956年，徐汉棠开始制作水平壶，制作难度提高，每天产量下降为六七件，他又为吃饭发愁了。

　　“那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高庄教授来实习，带来一只轱轳、车刀、一袋石膏，开始车模，翻模型。我从他那里学会车模，就车母模，翻了石膏模型，瞒着顾老用石膏模型挡坯做壶，每天能做16把。”

　　第三天，顾老察觉到水平壶身筒不高不矮，规格一致，猜出汉棠用了模具，说“汉棠，你想到偷懒办法了吧?”还对徐汉棠父亲说：“汉棠学不会技术了，还没学，就想偷懒办法了。”说到这里，一直眯着眼的汉棠笑起来。

　　固执的顾景舟没有消气，还把此事告到领导那里。几天后，紫砂厂书记找来徐汉棠：“汉棠，你在搞技术革新啊?”徐汉棠初闻“技术革新”一词，彷徨地看着书记。“你不要瞒我，我都知道了，你做的对，顾师傅太保守了。明天开始你不要做壶了，专门帮我翻模子。”

　　徐汉棠心急了，“但是，师傅对我要有意见了。”书记说道：“你是听师傅的话，还是听党的话?”

　　为顺应形势，徐汉棠从1957年至1960年，搞了三年多技术革新，制模具、试验灌浆、做轱轳。模具提高了紫砂生产力，缩短了普通艺人学习时间，推动了紫砂在当时的发展。直到现在回忆起来，徐汉棠仍觉得，“紫砂壶制作，该用手工便用手工，有些必须用模具。”

　　20世纪60年代，紫砂厂的紫砂研究所成立，徐汉棠回到顾景舟身边，再操手工壶制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徐汉棠正值创作盛年，他与上海盆景协会一批专家结交，开始研制各种花盆。盆景协会曾统计徐汉棠制作的不同花盆，至少有250种。但为了做盆，汉棠与“景舟哥”又“杠上”了。

　　“这是我与师傅的第二次矛盾。师傅骂我，正道不走，走歪道，不务正业。但是，他管他骂，我高兴做、喜欢做，我还是做，不听他的。”老人又笑了。

　　于是，徐汉棠瞒着师傅，趁师傅下班，晚上和休息天做盆。白天，两人的泥凳紧挨，汉棠闷声做壶。

　　如今“汉棠盆”价值连城，但徐汉棠说，“当时我没想金钱。如果钻研那个，就做不出盆。我就是高兴做盆。”老人说得斩钉截铁。

　　顾景舟在徐汉棠眼里很“固执”，徐汉棠在记者眼里，青出于蓝。

　　“汉棠盆”所托非人

　　“文革”十年，徐汉棠制作的花盆，大至20多厘米，小到2-3厘米，千姿百态，玲珑可爱。在上海盆景协会有“收不到汉棠做的盆就不能称之为收藏家”的说法，“汉棠盆”即由此而来。

　　当年，一位上海盆景协会理事兼上海紫砂协会理事收藏了100多个汉棠盆，“我以友情为重，大部分赠与，未收一分现金，他也回赠我些生活用品。”徐汉棠别无要求，只说“我现在送给你盆，如果以后出版书籍，给我照相就好。”对方满口答应。

　　1992年，徐汉棠想出书时，对方变卦，一个盆也不给拍。此人曾出版过两册微型盆的书，书中大部分盆及小摆件为徐汉棠所制，书上却没有徐汉棠之名。

　　1997年，徐汉棠好不容易打听到那人的新家地址，找上门才知，他为了买一套洋房别墅，140多只盆高价卖给一个台商。

　　徐汉棠又几经辗转，从台商手中以七八十万元收回了这批盆。数年后，徐汉棠又从台湾藏家处收回30多个盆。算上自己过去留存的，共有200多只“汉棠盆”正静静睡在大师家陈列室中。

　　“汉棠盆”不大，但它们见证了一段“瞒师而做”、“所托非人”和海峡两岸经济和收藏的变迁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