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堂悟拜先师曼生翁

 　　陈曼生不单是在紫砂壶写上刻上了书法，更是紫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康、雍、乾时紫砂作品是在华贵、繁缛、精到、耗工上追求极致，而曼生的介入使紫砂适情、轻松，且有文人的深邃注入。曼生是直接参与造型设计、制作，适情切景地撰写极富古典文化情趣的铭文，任意适合地在壶上装饰书法或镌刻。他是文人画家中介入紫砂最有深度，并最为系统、比较全面、最有影响的文人。

　　“十指参成——徐秀堂作品展”6月27日将在上海朵云轩艺术中心对外展出。回想1954年秋，我初中毕业后按老格式跪拜紫砂陶刻老艺人任淦庭(缶硕)为师开始学徒。丙戌年年底，我撰写了一副对联：“直到老年从曼生，更于任意究学问。”从业陶刻数十年后才真正感悟到从业陶刻者除向师傅学艺外，更要研究师从曼生翁。

何忍群作品：红山遗韵

　　学徒初期临习碑帖、摹写画稿，捻管运刀、刻坯琢砂，克勤克俭谋个吃饭的本领。师父、父辈，尤其是顾景舟辅导也经常谈及曼生、曼生壶，终因所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时代，难以领悟，总觉深邃莫测，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更因少见实物佐证，故未能留下印象。倒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顾辅导告诉我，他听说苏州的红卫兵到“鸳鸯蝴蝶派”文人周瘦鹃家里破“四旧”，一进门第一件事就是责令他交出名声在外、以多根金条买得后准备给自己做骨灰盒用的“曼生盆”，红卫兵得手后立即砸碎在周老先生的面前。据说这件事对周老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听此一说后，我对“曼生紫砂”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及经济价值有了个冲击性的印记。1977年，我与顾景舟先生合写“宜兴紫砂工艺陶”时，为证明曼生不是宜兴县宰，想查一下宜兴县志都没有条件。对他在紫砂方面的成就，总结性地归纳为“壶随字贵，字以壶传”的简述，以后在很多文章中就泛泛应用之。1990年应香港三联书店之约，与顾景舟先生一起编著《宜兴紫砂珍赏》时，曾随顾老特意登门拜访唐云先生，求见了曼生壶。唐老先生极喜欢与紫砂艺人结交，一谈到曼生壶顿时心花怒放，津津乐道，毫不迟疑地把珍藏的和正在泡茶用的多把曼生壶展示共赏。在此前后唐老与顾辅导有过多次饰壶作壶的合作。以我之见，当代书画家在壶上作书作画的极多，但能真正在壶饰中融入茶文化、陶文化、壶文化的该以唐老为首屈一指。亚明先生也曾告诉过我们，他对曼生壶的痴迷也是受了唐老之感染，他俩的感情亦由于曼生壶而更加“热络”。

　　我是紫砂陶刻学徒出身的，在写“紫砂陶刻初论”中，更有深入体会。我领略到陈曼生不单是在紫砂壶写上刻上了书法，更是紫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康、雍、乾时紫砂作品是在华贵、繁缛、精到、耗工上追求极致，而曼生的介入使紫砂适情、轻松，且有文人的深邃注入。曼生是直接参与造型设计、制作，适情切景地撰写极富古典文化情趣的铭文，任意适合地在壶上装饰书法或镌刻。他是文人画家中介入紫砂最有深度，并最为系统、比较全面、最有影响的文人。只是因为我们缺乏相关资料，又限于古典文学水平而难以深入理解铭文的内容、难得收到些曼生印谱及书法出版物，以便与壶面书法有所对照。我非常注意他印文中的“阿曼陀室”，能与壶印的印文核对，可惜一直未能找到。

　　2006年有机会参加香港中文大学艺术馆举办的“书画印壶陈鸿寿的艺术”国际研讨会。我与汪寅仙听取专家们的学术报告，参观了陈曼生的书、画、印、壶实物，在那里见到了“阿曼陀室”的印文。这是一个进一步评价曼生、深入研究曼生壶的好机会，对曼生书画印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对他的生卒及活动年表作了考证，如在溧阳做官时期该为五年，但是会上亦提出了很多今后需要进一步去深入的课题：如曼生壶的定义还需探讨(大概念、细界定)，比如说壶上具“曼生铭”之款式的，铭是撰写铭文的意思，假如我把曼生的铭文题在茶壶上也可具曼生铭字样;曼生铭文释读;曼生壶真赝识辨研究——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因为曼生壶的感染力，当时即有他的幕僚、同好一起投入了紫砂壶创作，此风一直延伸到当今;另外也有以应潮流之风雅，而奉曼生之大名以自为的;更有商家为贪图曼生壶爱好者之金钱、集聚多方高手合作仿制的。

　　我总觉得研究曼生、曼生壶是“紫砂本体”、“紫砂主流”健康发展的需要，是紫砂壶爱好者、紫砂壶制作者乐在其中、趣在其外的永远的课题。

　　近期我经常临摹曼生的隶书、行书字帖，偶有闲暇以观赏曼生的书画为最大的乐趣，向曼生先师学习刚刚开始，重点领会他的施艺不必太求精到，而以放松舒意为要。只要心正得法，我想一定会把紫砂陶刻乃至紫砂壶风推向更高的品位。(文/徐秀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