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禮器專題賞析 | 聖佳香港2026秋拍

此件仲義父作新客鼎，為典型的西周時期青銅禮器，亦是近代金石學中聲名卓著的珍稀重器，同銘器物多在各大博物館藏，本品為唯一流通于市場者。鼎為三蹄足淺腹圓鼎形製，鼎腹近口沿一周，環飾重環紋，重環紋下另鑄弦紋為飾。鼎雙耳外緣，亦作重環紋裝飾。餘地皆光素無紋，頗顯素簡莊重之風格。鼎腹內壁一側有銘，凡十七字：“仲義父作新客寶鼎，其子子孫孫永寶用。華。”表明此鼎為西周貴族所鑄宴饗親客之禮器。

此鼎在光緒年間出土于陝西省扶風縣法門鎮任家村西周青銅器窖藏，時同窖出者還有舉世聞名的大克鼎，其曾為晚清重臣、收藏大家潘祖蔭舊藏，現為上海博物館鎮館之寶。關于此西周窖藏出土青銅器之事，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1930年，卷3，頁35）中有記：“予近以詢廠估趙信臣，言此器實出岐山縣法門寺之任村任姓家……趙君嘗為潘文勤公親至任村購諸器，言當時出土凡百二十餘器，克鐘、克鼎及中義父鼎均出一窖中。于時則光緒十六年也。”近年研究表明此組青銅器應于光緒十五年已經出土（詳見周亞〈關于大克鼎的幾個問題〉，《青銅器與金文》，第一輯，2017年，頁307及308）。上世紀七十年代，羅西章曾兩次前往任家村進行調查，據村中老者任登肖確認，此窖青銅器正是被其祖父任致遠在村東南土壕掘土時所發現（見羅西章《扶風縣文物志》，1993年，頁57）。

從目前相關資料看，任家村西周窖藏當時出土青銅器主要有兩組最為重要。一組為“克”器，以大克鼎及小克鼎最為出名。另一組即“仲義父”器，其中包括仲義父鼎兩套各五件，器形紋飾皆同（見張天恩《陝西金文集成》，2016年，編號362至371）。本鼎所屬之五件列鼎，同為三行十七字銘文（含重文二）。另一組五鼎則為一行六字銘。此十件仲義父鼎出土後即散于各地，除本品外，今時大多為重要博物館館藏：其中五件為上海博物館收藏，三件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另有一件至今下落不明。仲義父青銅器組除鼎外，另知包括仲義父盨一式兩件，現亦不知下落，以及仲義父一式兩件，現同藏于上海博物館。本品鼎為目前市場上唯一一件可流通的仲義父器，更顯彌足珍貴。

清末時，本件仲義父鼎流入端方之收藏。端方為清末重要政治家，同時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尤其在金石學領域聲名卓著，此鼎即載于其金石著作《陶齋吉金錄》中。端方去世後，此鼎由山中商會購得，並且錄于其1923年在日本大阪舉辦的展覽《古代中國美術展觀》。此後，此鼎輾轉至古董商傑·利開普處，後其庫存被紐約古董商魏格收購。上世紀四十年代，陳夢家訪美進行學術研究，至紐約時從魏格處選取了三十件青銅器錄入其著作《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當中即包括本鼎。此外，此鼎之器銘也屢屢被各類金石學、考古學著作收錄，被作為西周禮器金文研究的重要對象，累計著錄達二十餘次。

據此鼎銘文，其器主為“仲義父”，其作寶鼎以饗“新客”。韋心瀅曾論述此處“新”作“親”，客者，鄉黨僚友之屬，故“新客”可釋作“親客”。由此見，此鼎應為仲義父宴饗親近族人及僚屬之用（韋心瀅，〈克之家族結構與相關問題研究〉，《青銅器與金文（第二輯）》，2019年，頁130）。銘文末字為“華”，屬族徽，表仲義父之隸屬，其宗氏為華。仲義父之名完全符合西周貴族男子的取名習慣。以三字為全稱，第一字為行輩之稱，如伯、仲、叔、季之類，第二字為與“名”相連之“字”，末字則為“父”字（詳見楊寬，2003年，頁438）。

關于仲義父的身份，學術界多有討論。“仲義父”器與“克”器同出一窖，其器主仲義父及克彼此的聯繫自然顯而易見。柯昌濟認為仲義父即為克（柯昌濟《金文分域編》，1935年，頁10），李學勤同持此觀點。另外，李學勤考據銘尾之“華”字（李學勤，〈論克器的區分〉，《夏商周年代學劄記》，瀋陽，1999年，頁154），認為仲義父應屬華氏，由先祖師華父得氏（據大克鼎銘記，師華父即為克之先祖）。近年，韋心瀅博士另深入考據了仲義父與克的關係，其通過研究任村及附近出土的帶銘青銅組器，定位出了克直系五代的世系，並且得出結論克又稱仲義父，仲為輩份，義父為其字（韋心瀅，〈克之家族結構與相關問題研究〉，《青銅器與金文（第二輯）》，2019年，頁129）。

由此我們得以勾勒出克（仲義父）的身份族系，其曾祖為師華父，又稱厘季，曾于周王朝擔任師職，並能出納王命。出納王命即為傳達王之聖命，擔任者必是周王最為信賴之近臣或親信。克的祖父及父親分別為考伯及後仲，二人曾應亦在王朝任師職。克承其先祖之功績，先于周王朝擔任師職，後任膳夫職，掌王之飲食膳羞，並且也被賦予了出納王命的權利，由此足見其地位顯赫。

關于克所生活的年代，學界多有討論，如馬承源主張克為西周孝王時人（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卷3，北京，1988年，頁217）。陳夢家則傾向于克為夷王時人（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2004年，頁263）。郭沫若認為克生活于夷王及厲王兩世（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卷2，1935年，頁111b）。另唐蘭持厲王宣王說（唐蘭，〈關于大克鐘〉，《出土文獻研究》，北京，1985年，頁124）。近年間，韋心瀅博士曾有深入研究，她通過青銅器器型學及紋樣學對比，並輔以金文曆譜檢視帶有四要素俱全的克器銘文，最終得出結論，克當為西周宣王時人（韋心瀅，〈克之家族結構與相關問題研究〉，《青銅器與金文》，第二輯，上海，2019年，頁118至121及143）。

本器爲三羊首瓿，圓腹，斂口，圈足上有三個方形孔，流行于商早期至商晚期前段，為古代盛酒器。瓿，又稱甕、甂。《說文·瓦部》解釋：“瓿，甂也，從瓦咅聲。”又雲：“甂，似小瓿，大口而卑，用食，從瓦扁聲。”瓿是習慣叫法，即大口廣肩圓腹的大體量禮器，用以盛放酒或水漿，又可稱甕，較小者可名甂。

圓口折沿，短頸內束，豐肩鼓腹，下承圈足，呈現出豐盈飽滿的器形特徵。腹部為饕餮紋。饕餮紋爲青銅器上常見的花紋之一，饕餮獸面紋自良渚文化時期就存在，但它一直被稱作獸面紋，直到宋代宣和時的《博古圖錄》才開始稱此類紋飾為饕餮紋。它的涵義有“通天地”、“通生死”、“祭神”等象徵說法。就如本青銅瓿，饕餮紋多出現在青銅器的腹部，少量在足部。寬闊的空間給了它足夠的施展餘地，醒目的位置則賦予了它更多的支配性與威嚴感。肩部等距略微凸起的三個羊首，實乃酒禮器中的至尊氣象。羊在我國古代與“祥”通，屬吉祥用語，所以人們往往把羊作為吉祥的標誌，用于器物之上。同時，羊也是一種財富的象徵。所以古人以羊作器，也含有財富之意。

在世界著名的博物館和美術館中，收藏有多件與之相似的銅瓿。例如：臺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通高26.2厘米、重7.625千克。美國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收藏一件，通高26厘米、口徑24厘米，重5.6千克。德國柏林東亞藝術博物館收藏一件，通高25.7厘米。法國巴黎裝置藝術博物館藏一件，通高26.8厘米；日本佐野美術館舊藏一件，通高26厘米，直徑34厘米。

這件青銅瓿的造型飽滿穩重，大氣磅礴，遍佈器體的饕餮紋，充滿威嚴，點綴于肩上的三羊相對則是精巧細緻，點綴的恰到好處，美輪美奐，既象徵著超脫凡塵的神秘力量，又有尊禮守序的祥瑞寓意，盡顯古人的審美意趣與藝術品位。這件銅瓿在體量大小、紋飾精美程度、保存狀況等方面，絲毫不遜色于考古發掘出土和博物館、美術館收藏的同類銅器，具有極高的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是流散海外的中國早期青銅器藝術的代表作之一。

鐘是兩周時期青銅打擊樂器，由鐃演化而來，基本形式是在兩側尖銳的扁體共鳴箱上部的平面上，有可以懸掛的柄或鈕，前者為甬鐘，後者為鈕鐘。鐘最早見于西周中期，其中，共鳴箱平頂稱之為“舞”，正背的中上部寬闊的直條稱“鉦”，兩邊突出的乳釘稱“枚”，“枚”的上下間隔稱“篆”。大多數的鐘“枚”、“篆”佔據鐘面的大部分位置。下部其餘位置統稱“鼓”，彎曲的下口稱“于”，尖銳的兩側稱為“銑”。“舞”面上橋形的懸掛梁稱“鈕”。無論鈕鐘或甬鐘，其共鳴箱為上下覆瓦結構的，皆可以敲擊出兩個音。一個在鼓的中心位置發生，一個在鼓側發生。通常鐘成組出現，即為編鐘，每組數量各不相同，完整的一組鐘稱為一肆。《周禮·春官·小胥》記：“凡懸鐘磬，半為堵，全為肆。”此件甬鐘身如兩片相合的瓦，上窄下闊。舞部裝飾交體龍紋，篆部裝飾獸體變形紋。每面兩側各有九枚，分三排分佈，共三十六枚乳釘，呈短粗階梯狀柱。器型、紋飾為春秋時期器。

此青銅爵為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流行的造型樣式，流修長上翹，尾端尖銳上揚，流尾舒展，線條剛勁挺拔。其口沿立雙菌狀柱，柱頂飾渦紋。卵形腹，深且圓弧，下承三棱錐足，較為扁薄，足鋒銳利，外撇沉穩。爵腹一側鑄獸首鋬，內“父乙”二字銘文。此爵紋樣在外腹中部一周，紋飾帶上下以連珠紋裝飾，內浮雕饕餮紋，線條繁密而鑄造清晰，頗具古雅意趣。相同造型、紋樣的青銅爵，見紐約蘇富比1980年11月8日拍賣中一件“祖戊”銘爵。

此爵銘“父乙”，在商末至西周早期的青銅爵上時有所見。此銘文見著于羅振玉《殷文存》，下卷，頁六、器七，書中僅録銘拓，但通過對比字口細節，可確認其所著為本器。其後本品亦著入《三代吉金文存》《金文總集》《殷周金文集成》等權威金石著作中。各著錄僅見其銘，今原器現身市場，可謂難得幸事。

本品為戰國楚地所用符節，節身作龍形，一端浮雕龍首，其吻部狹長，頭生雙角，鬚髮鱗片皆刻寫有致，為典型的戰國龍形象。節之正面鐫“王命命傳賃”五字，反面鐫“一簷（擔）飼（飤）之”四字，字屬戰國楚系文字，結體修長，筆劃勁健，起收分明，佈局錯落有致，二千餘年而下，銘文宛然可讀，古意盎然。

符節之製，載于《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據此可知，龍節乃澤國之節，與山國之虎節、土國之人節並列，皆以金（即銅）為之，凡奉使出行、通關越境，皆憑節為驗，節盡則還。又《秋官·小行人》載“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所述與《掌節》互為表裏。本品青銅鑄就，首作龍形，正合“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之製，其為楚地川澤通行之信物，于此可得明證。

同形製的龍節，自清代起即有記錄，且被金石學者關注到。如上海圖書館藏一翁方綱、江德量題《虎符龍節拓本》，其上即有一件戰國龍節，與本品同形製且同銘，江德量釋其銘文、推考其功用與年代，翁氏複加按語，于“飼”上一字稱“秋史疑為借作『倍』者，愚尚未敢定爾。”此節後為延煦堂贈予大澂。吳大澂頗為重視此龍節，因錄之于《愙齋集古錄》中，且顏其居曰“龍節虎符之齋”，又以龍節正反兩面線描製箋、監製龍節墨，風雅一時。

此外，同銘之龍節，亦見載于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馮雲鵬《金石索》、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鄒安《周金文存》等金石著作中，其形製略有大小、字體微有異同，可知出土與傳世之龍節非止一器。

此龍節銘文九字，傳世同類器上皆同，而諸家考釋不一。如阮元釋作“王命命傳賃，一簷飤之”，劉心源釋為“王命疐賃，一棓飤之”，馮雲鵬竟釋作“王命道寶，一棓載之”，李學勤則讀作“王命，命傳，賃一棓，飤之”。其正面第三字舊有“惠”“道”“疐”諸說，至唐蘭《王命傳考》始釋為“傳”之專字，今已成為定論；反面第二字，高田忠周《古籀篇》首釋為“簷”，于省吾、張振林複據鄂君啟節銘文，論定“簷”當讀為“擔”。李家浩《傳賃龍節銘文考釋》總其成，斷句作“王命命傳賃，一擔食之”：“傳賃”為複合名詞，指受楚王雇傭、執掌驛傳之事者；“一擔”為楚國容量單位，約合一斛二鬥，乃官府發給傳賃一月之口糧定額，可與雲夢睡虎地秦簡《傳食律》所載供食之製相參。

傳世“王命命傳賃”龍節數量不多，各器形製、銘文相同。較可信者，有湖南博物院所藏一件，一九四六年出土于長沙東郊墓葬。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一例，為1917年購于紐約山中商會。另傳吳大澂所藏龍節，現藏上海博物館，亦為同類器。拍賣中，見紐約佳士得1995年9月21日拍賣之例。

奩是秦漢時流行的婦女用品，用來裝盛梳妝打扮的物品，是深腹帶蓋的大小不一的盒子，材料為漆器、陶器、銅器等，會成組出現，多圓形。如同貴胄的男人們尚鼎，女人則尚奩，多到七件或九件，是品級的象徵。此蓋奩圓形直壁，外壁兩側置鋪首環耳，有蓋，蓋上帶鳳鳥鈕及出戟，下方等距設三熊足，器形經典大方。器表以銅鎏金錯金銀技術裝飾，蓋面與側壁上分佈多道弦紋、瑞獸紋，蓋內與奩底分別彩描龍、鳳紋，精工細致，繁中帶巧。整件形製古拙經典，飾紋精美細巧，在展現漢代青銅器製作水準之高的同時，也寄託著數千年中華文化的傳承，難得一見。

此件作品源于1945年前日本私人收藏，配有清代宫廷紫檀座，由此推知，此奩或為清宫舊藏，後佚散至日本。同類作品可見海內外博物館，但多數作品蓋面沒有鳳鳥裝飾。可參考南陽市博物院藏東漢鎏金熊足銅樽。故宫博物院亦有同類藏品，但紋飾更加樸素。香港蘇富比2022年10月9日，何鴻卿爵士專場曾以63萬港元拍出一件漢銅鎏金銀狩獵紋鋪首銜環蓋樽，曾出版于《青銅聚英：中國古代與鄂爾多斯青銅器》，香港東方陶瓷學會，香港藝術館，香港，1990年。

此杯前端作牛首形，牛目圓睜，兩耳服帖，雙角豎立，頭部見繩紋籠頭。其造型寫實生動，兼有古樸之趣。此式來通杯，起源于西元前2000年的安納托利亞，後傳入伊朗，希波戰爭期間傳入希臘，隨希臘化大潮東傳，西元6-8世紀流行于中亞地區，並隨著西域胡商進入中國。中國本土所見，著名者有唐代何家村窖藏出土之鑲金獸首瑪瑙來通杯。銅鑄者亦時有所見，如北宋《宣和博古圖》中錄入一“漢牛首杯”，造型與本品殊類，其實應為唐物。

此種器物在宋代時，曾被金石學家依先秦文獻之記載，定名為“兕觥”，如《詩經》中有“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等句。明清文獻多沿用此說。王國維曾作《說觥》指出“兕觥之為物，自宋以來冒他器之名，而國朝以後又以他器冒兕觥之名。”

今學者多以“來通杯”“角杯”稱此類器物。“來通”是希臘語的譯音，有流出的意思，同類器物多有馬首、羊首等造型。可相參照者，有北京市房山官道鎮富莊村出土之唐鎏金銅角杯，造型與本品殊為一致，可證本品之時代。

硯滴作鴞形，圓目高凸，呈蹲踞之姿，鼓腹昂首，頷下沿頸一周刻細密平行斜線，作披羽之狀。雙翼不作展揚之勢，而斂為兩側圓盤，其上遍佈細羽，密密如櫛齒。背脊正中起稜，兩側各出短耳，上翹如角，脊面刻羽毛紋。尾羽寬厚，斜垂而下，直抵座面，與兩足共成三點之勢，故立而不傾。

其喙部開出水孔，頂設氣孔，以拇指按之則氣閉，水不外流，此即所謂硯滴，亦稱水注、書滴。漢人作硯滴，肖生為多，龜、蟾、鳥、獸皆有，此件為鴞形，蓋取其夜視精明、棲止不溺之意，置之案頭，兼有文具與辟邪之趣。

此式鴞形硯滴，是漢代動物硯滴的典型器式之一，存世多有館藏參照。美國史密松學會之賽克勒美術館藏一例，與本品殊為一致；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一例，館方標為三國，與本品相近而頸羽高聳過頭頂，翅上有穿系孔，略有不同；另大英博物館藏一例，與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品近似，為亨利·J·奧本海姆捐贈，可資參照。

此對銅鎏金龍頭旌，精銅為胎，通體鎏金，成對傳世，殊為難得。器作彎管形杆首，下端口部圓整中空，可納旌竿，近端口處設小孔一道，以系固竿身；管體向上弧曲，與龍首渾然相接。龍首以高浮雕鏤空之法鑄就，張口露齒，吻端上翹，雙角後掠，圓目鼓凸，頦下卷須蟠曲，眉鬃細刻發絲，頸側輔以羽翼狀紋飾，刀法爽利，轉折勁健，具北朝造像雄渾之神。龍嘴前端附鑄圓環，為系纓垂旄之屬，正合《爾雅·釋天》「注旄首曰旌」之古製。兩件形製相若而細部微異，顯系成對鑄造，一望即知為同一爐範所出。

按古禮，旌者，竿首注旄羽之旗，天子諸侯車駕儀衛，用以表位導行。北齊之世儀衛隆盛，太原徐顯秀墓壁畫所繪儀仗執旗之狀，正可見當時旌旄之盛；此類銅鎏金龍首杆飾，即王公車騎儀仗之竿頂飾件，兼禮製與裝飾之功，亦為鮮卑貴族尚武崇龍風尚之縮影。器表鎏金與青綠鏽色相映，古意盎然，局部細紋磨損，皆歲月自然之痕，無損其氣象。

此對龍頭旌造型古樸雄健，鎏金璀璨，鏤鑄精工，屬北朝銅器中少見之品類；成對完好傳世者尤稀，極可寶玩。

此戈樽為西漢初期儀仗用具。樽整體為獸足狀，器身中裝飾兩鳳鳥，兩端用寬錯銀的方式銜接鳥首。器身紋樣被鳥身分型為上下兩段，上下段紋飾貫通，為狩獵紋式樣。整體紋樣設計精美絕倫，控製穩定的柲孔本來是繞不過去的弊端，在圖案中卻被巧妙的利用，變化為獵人的陷阱，受到驚嚇的小鹿彷彿剛剛逃過一劫。縱身躍過陷阱，這一幕恰巧被俯身飛過雲端的大雁目睹，瑞獸也在蔓枝雲霧間自如的穿梭，宛然一副極富動感定格在金屬上的宫廷狩獵水墨畫。此樽通過澆鑄成型，鏨刻紋樣、主體紋飾用反向操作減地留白的方式呈現，在錯金銀工藝上用寬錯、細錯、點錯的手法，創作用材上不惜工本，以極盡奢華繁縟的製作工序成型。戰國中晚期以後，戰車在實戰中逐漸失去其功能性，戈的實戰功能也基本失去，到戰國晚期至秦漢，其主要功能為儀仗禮儀用器。

樽體下方跑獸圖案為獫，此圖案偶見于戰漢漆器紋樣中。獫為會意兼形聲字，“獫”字目前只見于《說文》小篆。造字本義：長嘴的狗，引申為中原地區對北狄（北方少數民族）的蔑稱，即“獫狁”。獫狁是犬戎諸族的舊稱，古代活躍于今陝甘一帶，獫、岐之間。因此，獫狁就是犬戎，內部包含的部族很多，古代居住于今陝、甘一帶，都城位于今甘肅省靜寧縣威戎鎮。

秦宫廷有大量動物紋瓦當，比如廣受歡迎的鹿紋就與本器中的鹿紋飾一樣動感十足，很明顯是同一時期的風格，所不同者是載體不同，本器更小而精細，因此本圖案的設計也凸顯了西漢早期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及漢承秦製的歷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