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圣故事（下）

　　孤傲。寡言。古怪。

　　顾景舟很容易给人这样的错觉。

　　了解他的人却认为，他的内心世界丰富博大，精神常在书山墨海、古人圣贤间遨游。所谓寂寞花开，情同此理。

　　顾景舟一生，性格有些忧郁，心境很高，从来排斥庸俗的东西。他看不起壶匠，任何时候不肯放弃自己的艺术主张。

　　也许，紫砂壶在顾景舟的眼里，从来就是一种寄托自己才情的器物，有时候，干脆就是他的化身。

　　早年顾景舟在上海为古玩店做仿古壶，见过大世面。后来，他和江寒汀、吴湖帆、唐云、王仁辅、来楚生等海上文人墨客交往甚密，经常切磋书画陶艺，有时谈得酣畅，或吟诗作画，或顾景舟作壶，江寒汀壶上作画，吴湖帆装饰书刻，如《相明石瓢壶》，乃顾景舟与吴湖帆联袂之作，壶与字画融为一体，简洁明快，流畅舒展，谐调秀丽，给人以整体形象大方、朴素、便利、实用之感。

　　顾景舟喜欢跟文人在一起玩，但一般的文人是不入他法眼的。他曾经用江南的一道鲜美的农家菜“萝卜煨肉”来形容文人跟紫砂的关系。萝卜须在肉锅里煮烂，才能释放出它的无比鲜美;如果用清水煮萝卜，必然寡淡无味。那么，文人与紫砂，到底谁是萝卜，谁是肉?那就要看文人的分量与品味如何，不排除一些“无厘头”的艺界混客，在紫砂壶上附庸风雅，顾景舟认为，他们是在揩紫砂的油。

　　顾景舟还私下里和朋友说过，70岁前，若是书画界的高手在他的壶上题书作画，他还能接受;但70岁后，他就不希望自己的壶上再有别人的任何东西了。

　　书画篆刻也好，紫砂壶也罢，都有一个境界的问题。70岁后顾景舟的境界还在往上走，那些过去合作过的老友们的艺术境界，是否也在上扬呢?不是一个等次的艺术，“合作”岂非成了累赘?

　　顾景舟一生和多少文人有过合作?那应该不是一个小的数字。他与刘海粟合作的一把《夙慧壶》，高身筒，俊朗挺拔，刘海粟在壶的一面写下一枝铁骨老梅;壶的另一面，是海老的书法，“夙慧”二字，苍骨润肌，遒劲沉雄。

　　在顾景舟的同辈中，没有哪一个的文化底蕴可以和他比肩。所谓“曲高和寡”，是因为周围可以对话的同道，实在寥寥。

　　历史上，没有哪个艺人像他那样重视紫砂以外的学问。所谓“功在壶外”，实际是一种难得的境界。他的作品风格，静穆沉稳，如千年老佛;是入定之美，那些平淡的细节，会合起来便是惊叹与神奇，你坐在一口古井边，看平静的水面，了无波澜，但你听到了井底下，有激流奔涌。

　　早年，徒弟们知道，顾景舟非常讲究壶外功夫。他一生好学，精通古文、书法、陶瓷工艺学和考古鉴赏等学问，1993年访问台湾，在台湾朋友的欢迎宴会上，他从容背诵古文《邹忌讽齐王纳谏》，表达自己谦逊的感怀之情。直到晚年，他仍坚持每天写小楷数页。他喜欢看《新民晚报》，喜欢它的海派风味，尤其喜欢看《夜光杯》副刊，那上面，经常可以看到老朋友的文字;他怀念在上海的岁月，老上海常常在他的梦中变幻着永不褪色的华彩。

　　他睡觉喜欢朝右睡，床边终年点着煤油灯，旁边是一摞经常变换的书本，从《山海经》、《闲情偶寄》到《菜根谭》、《随园诗话》、《曾国藩家书》，无所不读。一个紫砂艺人的阅读量之大，真让许多文化人汗颜。他常常在半夜醒来，一灯茕茕，万籁俱寂，正好读书。后来有了电灯也是这样。人们发现，他的蚊帐，靠灯的一面，总是被熏得黄里发黑。

　　顾景舟的文笔相当不错，其著述《宜兴紫砂壶艺概要》、《紫砂陶史概论》、《壶艺的形神气》、《壶艺说》等，严谨而精辟，文字也非常精当好读。这一点，同时代的艺人们遥不可及。

　　他还常年写日记，可惜由于涉及到许多紫砂界的人与事，他的亲属不愿发表;否则我们可以领略到多少隐藏在一个博大胸怀里鲜为人知的往事与随想。

　　性 情

　　狷介而正直，是顾景舟的性格基调。某年，县里某领导调离，顾景舟念其平易近人，关心紫砂发展，故赠壶一枚，以兹纪念。后来那领导仕途遇到麻烦，调查人员来问那壶值多少钱(当时顾壶一枚已价值10余万元以上)?又套他的话，希望他说成那枚壶是领导索要，他大怒，说顾某之壶，泥巴捏成;我壶赠友，有何不可?遂拂袖而去。

　　当时有一位文艺界的高官，同时也是名头很大的书画家，某次以自己的一幅画，欲换顾景舟的一把壶。公平地说，此公以自己之画，换景舟之壶，除了敬重，实际也是一种艺术交流。其画跋题字中“以画换壶”之词，只是一种戏称而已。但顾景舟的理解不同。那画跋题字中“以画换壶”的字句，一直让他心里不很舒服。于是将那画扔在一边。为什么?他的壶可以送知心朋友，但绝不作交易。之后的两年里，对方托人频频催壶，顾景舟就是不理。后来，县里领导出面，顾景舟才勉强答应。私下里，他不屑地说：“以画换壶?他一幅画，连我一个壶嘴也换不到呢!他知道我做一把壶要花多少工夫吗?”

作品：《吴经提梁》

　　壶 功

　　顾景舟的一把壶，最长的时间做了两年多。其间一直在反复揣摩、修改。不懂的人，私下里还骂他懒坯，真是天知道。

　　他出手其实很快。基本功扎实。一块泥片打12记，多一记不行，少一记也不行。年轻时，为了生计，亦是好胜，他曾经与人合作，两人一天做了30把壶。

　　在他看来，做人与做壶之间是一体的。而制作紫砂壶的每一个步骤，就像写书作画，都有它的法度。

　　许多年后，徒弟葛陶中回忆说：

　　“起先顾老要我捶泥，一团泥整整捶了三天，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要锻炼正确的姿势和用力方向，用韧劲而不是用蛮力，识别挤掉空气的熟泥的成色，从而掌握从生泥到熟泥的全部要领。”

　　不光捶泥，打身筒也是这样。徒弟李昌鸿回忆道：

　　“他要求转几圈必定要几圈，多一圈都不行。有一次我背对着他打身筒，他从我拍打的声音就判断出多了还是少了，常常喊：昌鸿，你多敲了几下了!”

　　又如，他对制壶工具的要求之苛刻，甚至超出了出征将士对武器的精确讲究。他常说，不懂工具，就等于不懂制壶。他做一把壶的工具，有120多件，每一件都有出处。做一把壶，必须先做一套工具。做此壶的工具，做彼壶时便不用了。重新做一套。为什么?因为，两壶有不一样的地方，工具就要重做。他做壶，一招一式，都有讲究，工具的摆放，都有固定位置。他打的泥片，厚薄均匀，不差分毫。有一次，他一口气做了四把洋桶壶，进窑烧成后，有人把它们称了一下，其中的三把壶，分量完全一样，另一把壶，只重了一钱(5克)。

　　他知道是哪一把壶重了一点点。他略带遗憾地说：“那张泥片，我少打了一记。”

　　紫砂壶有光器、花器、筋囊器之分。顾景舟以紫砂“光器”成家，他虽然没有在记述的文字里鄙薄“花器”，但在许多人的回忆里，他似乎不大看得起“花器”的。也有人说，他根本不会做花器。1985年，他突然做了一套《梅花茶具》，那是典型的花器，器型非常精彩。方家认为，壶上梅花，逼真灵动，有王冕笔意。其实他只想表明，他并不是不会做花器。后来，他私下跟徒弟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去无锡参观搪瓷厂，发现素色的白脸盆比印了花的脸盆还贵，为什么呢?一位老师傅悄悄告诉他，白脸盆是正品，素色藏不了拙;凡是有疵点的脸盆，印上花就看不出了。

　　这个故事一直支撑着顾景舟的一个观点：光器不藏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