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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非常看重造化一说,认为一切因果皆从造化中来。紫砂艺人王寅春常说,当年若是遇不到潘稚亮,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造化。他一直认为,他一生的起点就从那造化开始。
70多年前
宜兴蜀山西街,一家不起眼的小茶馆里,一位名叫王寅春的紫砂艺人遇到了一位贵人著名金石书画家潘稚亮。潘公精通书法篆刻,在金石书画界素有“切玉圣手”之美称。这次一见如故的会面对王寅春以后成为壶艺大家的影响十分重大。潘先生欣赏王寅春的壶艺,告诫他要走自己的路,要从一个只会摹仿前辈作品的工匠转化为有自己风格的艺人,首先要敢于在茶壶上署自己的名字。潘公给他刻了一方“王寅春”的印章。那次谈话,对于王寅春来说,简直是醍醐灌顶。那一方印章一直在王寅春心头占着一个重要位置。这枚弥足珍贵的印章也伴随着他,直到走完自己的艺术人生之路。
王寅春少时学艺,颇为艰难。父亲王金宝将他托与上袁村紫砂名手赵松亭门下学艺。但赵松亭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把王寅春交给作坊里的艺人金阿寿。金阿寿技艺不敢恭维,只会做些“行货”(日用品),且性情暴躁,经常无故找茬,叱骂寅春。很快3年过去,王寅春学到的壶艺少得可怜。赵松亭看了王寅春的壶,觉得太差,根本不是做壶的料。于是某一日吃饭时,他客气地给王寅春搛了一个“黄雀包”。江南旧俗,辞退伙计一般不便直说,老板总是在吃饭时,给要辞退的伙计搛一块用豆腐皮卷成铺盖样的肉卷—“黄雀包”,意思就是卷铺盖走人吧。
但王寅春最终没有走,倒不是其父为他说情,而是他通过了赵松亭临时布置的考试。或者说,在最后的关头,赵松亭发现了他的潜质。
是春笋总要发芽,就是石板也压不住。从此赵松亭处处留意他,指点他,还为他刻了一方印章“阳羡惜阴室王”。“惜阴”,珍惜光阴也。逆境中的王寅春一直把这方印系在腰间。
到1920年,王寅春已经脱颖而出,以一款“朱泥水平壶”闻名。那壶泥色红润,胎薄而轻巧,放入水中,似轻舟缓行,极为平稳。壶客趋之若鹜。
壶艺的通晓是一个渐进过程,最终还是要通过由手传心。王寅春与顾景舟家是邻居。顾景舟晚年回忆,他幼时常常羡慕隔壁的王寅春家,许多人慕名上门订壶。经常是,顾景舟站在王家的窗子下,看王寅春制壶。这在当时,叫用眼睛偷艺。有时,脚跟站酸了,王寅春会出来叫他,小景舟,进来坐。顾景舟脸一红,叫声寅春伯,转身走了。
上海铁画轩也请王寅春制壶。后来干脆把他接到上海,这样王寅春的命运又有了转折。在上海,王寅春除了仿古壶,时有新作问世。其中有一款“倒把西施壶”至今仍是紫砂界公认的经典之作。那壶似圆腴丰盈的少女乳形,饱满而富于张力,流溢着一种蓄势待发的气韵。可惜王寅春不识字,无法接受更深刻的美学理论。但他在上海的数年间,见多识广,历经磨练,基本具备了一个壶艺大家所必需的条件。
1934年,一位日本客商向当时的吴德盛陶器公司订了300只紫砂花盆,时间限定2个月。吴德盛一看时间来不及,就把这批花盆推给了王寅春。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生意,但时间这么紧,谁也不敢接。王寅春胆子大,把单子接下了。他苦思冥想,设计出了一种紫砂挡坯模型。这样,效率提高了一半,提前完成了这批花盆的制作。由此开创了紫砂陶生产使用模具的先河。日本人很惊讶,几次来打听模具是如何制作的。王寅春一听日本人来了,赶紧把模具拆了,锁上门,去了乡下亲戚家。后来,人们把它看作是紫砂工艺史上的重大革新之一。
王寅春无论紫砂光器、方器或筋囊器,堪称样样精通。特别是筋囊器创作,有开山人之称,其技艺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的《半菊壶》是壶界公认的筋囊器经典作品。通体洋溢着韵律的美感,壶身那一瓣瓣镶砌的长条形块面,气韵饱满生动,是筋囊器中的扛鼎之作。《裙花提梁壶》、《梅花周盘壶》等作品,既有苍劲刚遒、挥洒自如的风韵,又有融庄重与飘逸共美的特点。壮年时期,他的新作很多,有的来不及起名,便以“寅春壶”问世。收藏家们守株待兔,住在他家附近的客栈里,只要他的新作品一出来,大家就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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